在山东省烟台地区海阳县北部，有一片丘岭地带，高高低低的小山包上，长满了松柏和各种树木，山腰和山下布满了梯田，种植了各种农作物。其间有一条小河由西向东流去，沿着这条河道有一条长长的路，东西走去，每隔一两里路就可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树木掩映处，必有一个可爱的小村庄。我的家乡—山西头村，就在这里。

     这里的人们世代为农。据说我的爷爷年轻时学过一点生意，还略通文墨。但自我记事起，只见他干农活。我父亲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儿子，是农村中少有的教书先生。我有两个姑姑，大姑早逝，有个女儿比我大五岁，就是我的表姐。爷爷奶奶希望早抱孙子，所以在父亲16岁时就为他娶了20岁的母亲。那时候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三年，终于在1929年一个婴儿出世了。但，天不随人愿，盼孙子偏偏来了我这个孙女。而且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孩，第五个才是男孩，可惜他来的太晚，已经无法化解两代人的多年积怨，无法改变母亲的命运，早在第三个女孩出生后，妈妈就被迫带着女儿们搬出了家门。我和父亲两家跑。由于生活困苦，我身后的两个可爱的妹妹不到三岁都相继病饿而死。

    在我一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个算命的瞎子，奶奶把我递给他，叫他给我算算命。瞎子用手摸了摸，高兴地说：“嘿！好一个胖小子！”奶奶说：“我哪儿有那福气，要是小子就好了！”瞎子闻言，愣了一愣，稍停，就哈哈大笑说：“嫂子你有所不知，这个孩子本是小子命，你看她，天庭饱满、面如满月、手大脚大、骨架大，将来一定是骑骡跨马式的人物，你就当小子养吧，没有错！”从此，我就穿男孩子衣，学做男孩子的事，也不缠脚，光着脚丫满街跑。四五岁就上山挖苦菜、采蘑菇、拾麦穗；六、七岁就跟爷爷下地种瓜、点豆；八、九岁就帮妈妈挑水；十岁就赶驴下地送粪，甚至过年时，父亲还像别人带儿子一样带着我给长辈人磕头。渐渐地我养成了男孩子性格：姑姑教我和表姐绣花，表姐学的好，我一会儿就打瞌睡；而在外边玩起来，我就成了孩子王。拍球、养鸟、玩猫狗、粘知了、打陀螺、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凡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我都喜欢。我养的小麻雀，可以自由飞翔，但一见到我，就会飞到我的肩头，来亲热一番。我特别喜欢在村前流过的那条大河。每年多雨季节，河水涨满、浊浪滚滚、汹涌澎湃、十分壮观，不但泥沙俱下，还时有树干、草垛、甚至有大件物品顺流而下，使人震撼。大雨过后不久，河水变的清澈见底，十分温柔，露出了洁净的沙石河床，和岸边又大又光的石板。姑娘们在这里说说笑笑唱着歌儿洗衣服；在河水中有安静的雪白的长颈大白鹅和嘎嘎欢叫着的鸭群；在田间劳动后的男人们来这儿洗脸洗脚，给牲口饮水。天暖时，妈妈叫我到河边洗衣服，我把光着的小脚丫往水里一放，清凉的河水从我的脚边流过，非常舒服。有时洗着洗着，忽然见一群小鱼儿游来，我便放下衣服，蹑手蹑脚跟着一条又大又美的鱼儿追过去。鱼儿左躲右闪，当它遇到了石头缝儿或草叶时就钻进去躲起来。这时我慢慢接近，轻轻地两手一捂，把它抓住。这样抓了一条又一条，常常会乐而忘返。待我发现太阳偏西、人已走光、肚儿饿了，才端起未洗完的衣服和鱼儿回家去。

    1936年，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叫我背着书包上学堂了。能上学的女孩很少。我很喜欢学校的朗朗读书声。很崇拜我的老师，他教我读书、识字、唱歌、做游戏、还夸我是好学生、字写的好。他是我父亲的学生。

第二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老师上课告诉我们：“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说“我们中国人决不能做亡国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赶走日本鬼子”。老师教我们的课本里有：“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等等。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憎恨、反抗侵略；热爱和保卫祖国的种子。

从二年级开始，我要背着妹妹上学，直到小学毕业。上课时，我把妹妹放在老师的炕上，下了课我就要抱着妹妹玩耍。

    我们村有个乡政府。他们收税、派捐、抽壮丁。年轻人纷纷躲起来。谁家交不上壮丁就要交钱；没有钱，就把老人吊起来打。当时有一首歌唱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临街的墙上写有大幅标语：“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个政府—中央政府。一个军队—国民革命军”；“攘外必先安内”；还间杂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后来，渐渐逃难的、要饭的人多起来了。乡政府也不见了，传闻也多起来了：“日本人又占了某某地方了，杀人、放火、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谁谁家的儿子被抓去修碉堡了，天天挨打，一天饿昏了，被狼狗咬死了”；“谁谁家的姑娘被抓去‘劳军’，再没脸见人，上吊死了”；“有的国军投降了日本人，当了二鬼子”等等。

                                         未完待续

                                         写于2005年、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