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

 文/胡曼荻

    我已经忘了她的中文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是在美国，但忘不掉的是她哀愁的眼神和蹒跚的身姿。她叫自己为朱丽叶，一个随意的英文名字，一个莎士比亚故事中悲情人物的符号。我不知道她给自己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一丝悲伤的心情。她知道我以前做过记者后，便下意识地给我讲她的经历，她很希望我把她的美国故事写下来，只要不写出她真实的名字就好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已经在我的记忆里开始模糊起来，已经不记得和她怎样认识的，甚至不记得她具体的样子了，也不记得她为什么希望我写她的故事。六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却足以让你所有曾经刻骨铭心的东西淡忘。

    认识朱丽叶的时候我也只是在美国待了两年，我实在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援助她。也许人们对生活的选择决定本身生命的轨迹，只是每个人的选择影响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朱丽叶那时挺着一个孕妇的身子，她说自己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她每天在费城的唐人街走来走去，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只是她并没有合法的工作准证，能找到的恐怕也是不如意的工作。她不愿意对被人讲她以前在北京做律师，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美国继续执业，况且她并不会讲太多的英语，只要能维持生活，她便很满足了。

    她是拿商务考察访问签证， 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进入美国的。她说过海关时非常的忐忑不安，生怕被移民官发现她怀孕了， 那她将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困境。因为在签证申请表上她隐瞒了怀孕的事实。还好她幸运平安地通过了海关，那一时刻她如释重负，因为她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就要变成美国公民了。美国的宪法讲究人人平等，虽然这条法律总是被国会时不时地拿出讨论成为两党制约彼此的砝码,但是写入美国独立宣言的这句话不可更改: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来平等):不管父母是什么身份，只要孩子出生在美国，这个孩子便自动是美国公民。为了孩子，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律师身份，似乎什么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

    她知道这个孩子不能在中国出生。她还没有结婚，孩子的父亲却已经在中国结婚，而且是北京法律界的一名知名律师，有头有脸。她和他以前曾一起办过案子，然后便有了孩子。那一时刻她有些措手无策，那位名律师却似乎胸有成竹，说能帮她办美国的签证，并说服她放弃中国的事业，到美国待产。 她说到美国后孩子父亲便很少和她联系了。但似乎她并不后悔到美国来。

    不记得她说为什么到费城来，似乎这里她并不认识什么亲戚朋友。不过费城是一个好地方，也许是因为历史上美国的自由钟声在这里第一次敲响独立宣言在此签署的缘故，对孕妇也像宪法一样讲究人人平等,只要你能找到穷人的门道，填几个表格，费城市府的保健机构就像冤大头一样,会支付所有怀孕检查和生产的费用， 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知道其他城市是否如此。

    朱丽叶似乎并没有带许多钱。她租了一个在费城的广州人家里的一间房。 她向我抱怨说他们每天过了十二点以后便不让她再用电。但因为房租很便宜，她又不愿意挺着大肚子搬来搬去，她就一直住在那里。有一次她又抱怨说她的银行卡不见了，而且她银行账户里的钱被提走了很多。她怀疑是银行给她寄的装有银行卡和密码的信函被房东的一个小儿子拆开而藏起来然后盗用了。 但是她没有证据，她是律师，讲理时要出示证据的。银行似乎并不帮她，只是给她更换了账户号码，和给了她一张新的银行卡，却查询不出到底谁盗取了她的钱。这是中国城的一家私人银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监控系统。她不敢去警察局报警，怕被查出她非法居留， 于是她只好自认倒霉。

    只是我便成了她的倾诉对象，她有些像祥林嫂一样，说她怎么这么倒霉，她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耳朵都快听出了茧。我有些怀疑她以前是否真的作律师，因为律师是应该非常自律的。我不明白她讲这些给我听，也许她每天接触的是打餐馆或是搞装修的粗人，她不愿意讲给那些人听。但我有些怕她了。我开始下意识地躲着她。

    后来听说她在一家中国城的旅行社做事，还有一次在中国城的餐馆前碰到她。然后我便没有见到她和听到她的消息了。她在我的记忆中实际上已经非常模糊了。只是有一天接到一个在中国的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来美国生孩子，我说不明白怎么做呀。蓦然便想到朱丽叶，其实她们两个一点都不相干的，也许永远都不会彼此认识，人和人的缘分就是在某个点相遇在另外的一个点分离。忽然便想把朱丽叶的故事写下来，也许这便是和她的一段缘。

完稿于美国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