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先生最近写了篇博客，说记者采访周克华的做法太残忍，违背了新闻伦理。笔者以为，此种观点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笔者写这篇文章，是因读了石川兄的大作有感而发，所以不得不再次提及周克华及周母。石川兄本想吁请人们不再消费周母，不好意思，笔者必须再消费一次，并且去证明：周母这样的，没什么消费不得的。

王石川的观点是，周母是无辜的，如果需要调查，也应让警察来做，记者不能把周母晒出来。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作者还举出了三个例子，前两个反面的例子，一是汶川地震的时候，记者为了获得最理想的新闻作品，公然影响、阻碍救灾；二是深圳某外来工之妻被强奸，记者强问他事情的细节，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三是正面的例子，说河南记者曹爱文遇到突发事件，她放下采访，亲自救人，获得了“最美记者”的称谓。

笔者要说，他举的这三个例子，并在例子后面做的评价，单独拿出来，都完全成立，但是这三件事，和曝光周母没有可比性。

无论是在地震中受困急等救援的伤员，被不法侵害的深圳外来工夫妇，还是曹爱文碰到的溺水者，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无辜，没有任何的争议。新闻记者的采访伤及这些无辜的人，自然是不应该。但是，谁能证明，周母是无辜的？

子不教，父之过，其实父母是一样的，所以说是“父”之过，大概是考虑到《三字经》受字数限制。家教是父母一同完成的，中国古代优秀的母亲也很多，比如孟母、岳母等等。周克华走出这样的人生轨迹，最大的原因后天的家庭教育的失败。周母说，“我养他（周克华）养到这么大，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周母的家庭教育肯定是失败的，把儿子教成这样，周母晒出来，道个歉，挨挨骂，没有什么不应该。

退一万步说，就算周母的家教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儿子不争气，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就算周克华是一个无论如何管教都顽固不化的极品坏人，就算周母从来没有一点主观上的过错，又如何呢？她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因为是她的儿子杀了人。比如说，某个妇女生了个智障的儿子，虽然这活宝成年了，但因为脑子有问题，跑去杀人了，人家找上门来，骂这个妇女几句，不应该吗？

人生在世，亏欠别人的事情有两类。一类是违法的，可以直接依法惩办，例如周克华。一类是无法用法律来制裁的，例如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不孝养父母缺德现象，以及其他有心无心的过失，这类事情，属于道德的范畴，不能抓起来治罪，却可以声讨，而且也只能声讨。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周克华恶贯满盈死有余辜，而且不大好抓，只好直接毙掉。周母亏欠了被害人及其家庭，还有社会，无论是家教失败还是周克华的坏是天生的，周母都难辞其咎！所以记者要把周母晒出来，供人声讨，这是她应得的。

石川兄虑及周母年迈，不忍其承受丧子之痛和各方的指责，令人佩服。但不能据此拉队伍，绑架读者，说“但凡有善念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心抖几下”。事实上，看到一个人的悲惨遭遇，是否同情，要看事件的背景。此前，“但凡有善念的读者”们因为周克华的行径，心岂止是抖了几下？当然，杀人越货不是周母干的，话再说回来，真要是她干的，还要治她的罪呢。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得还，儿子是你生你养的，你没违法，但你得负应有的责任——晒出来供人声讨——况且，如果石川兄认为公众是有善念的，会放周母一马，那么晒晒又何妨，如果大多数公众不肯原谅周母，非要骂她一番不可，这就说明，石川兄是慈悲过了头了——你怎么能认为公众都很冷酷呢？

再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再做个假设：不但周母是好人，而且周克华本身人也不坏，只是像杨佳一样，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才沦为杀人悍匪的。那么，最愿意向公众吐露真相，还原事情本质的人，一定是周母，因为她肯定想减轻一下社会对她儿子的恨，顺便也让自己不那么难堪，而最不愿意向公众披露事实的，必然是当地的政府。

此种情况下，媒体就更有必要介入，抢在地方政府之前把事实挖出来，公之于众，这也正是媒体的责任所在。如果周家此前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如果周克华人性的扭曲别有隐情，那必然和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有关，因为像笔者这样的升斗小民，不被人欺负已经万幸，怎么可能去找周克华的麻烦？石川兄说如需调查，也是警察的事。笔者要说，石川兄也太相信有关部门了，出于维稳的目的，真要有隐情，也肯定会被和谐掉。

所以，无论是哪种可能，记者找到周母，告诉她：“你儿子被毙了。”然后进入一个深度采访，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对不起整个社会的，是周母，不能因为周母“年迈”、“老年丧子”、“羞愧难当”的悲情形象，就豁免她应该承担的。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该向社会道歉的，正是周母。

这么说未免有点冷血，但是请放心，如果周母真的石川兄说的那样，是值得同情的，那么公众的观点也必然是同情她——因为公众不会比石川兄显著地残暴，我们要相信群众。

但她必须出来道歉，至少得出下镜吧。这正如，日本人坚持不为侵华战争道歉，其实他真道歉了，我们也会原谅，但是他必须有道歉这个过程，要有这个勇气，要有这个担当。

2012.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