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长篇小说《半个江梅》 |
乃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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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祥坐的这个座位,也许是整个经济舱里最经济的一个,经济得几乎像骑着发动机飞。那座位,紧贴着那个足有一辆公共汽车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排山倒海,震天动地,简直像到了世界的末日。然而,尽管发动机如此虚张声势,那飞机却似乎并不为所动。它稳稳当当,不摇不晃,就像挂在天上的一样。这个四十八岁的中国男人,把三天来都没有来得及刮一下的脸紧贴着那扇小小的玻璃窗,茫然地看着窗外那一片无穷无尽的蓝色。发动机震得他两腮已经开始松弛的肌肉轻轻抖动着,那副在大陆公司坐皮椅的时候安德逊夫妇为他配的金丝边眼镜,也不时滑到鼻子尖上。他没好气地一遍又一遍地把眼镜推上去,眼睛却依然不离开那扇小小的窗户。他管不了那么许多,他觉得心里满满的,像塞了一团麻。他又似乎觉得整个躯体空空的,空得整个五脏六腑都不知了去向,只剩下一颗心,在空空如也的这里那里狂奔、乱窜。有几回,那颗心简直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前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不记得昨天夜里怎样在朋友家里凑合了一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上这架飞机,也不知道要飞向哪里去,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呆呆地看着舷窗下面乌七八糟的云,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头绪。他拼命在脑子里描画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江梅那张十六岁的甜甜的脸上想象得出她现在的模样。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哪,多画一笔都是罪过!从连喜子送他进城当兵那年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就再也没有人动过。也许是刻得太深的缘故,三十年了,竟然一点都没走样。说也难怪,从打她家搬来那天起,她就像他自己的影子,天天跟着他;从他懂得什么叫女人那天起,她和他就像着了魔的一对冤家,谁也离不开谁,却谁也抓不着谁。从那回分手到现在,她的影子伴他走过了人生的差不多整整一大半,都入了骨髓了,你叫他怎么还能抹了去?然而,如今她却就要去了。天呐,怎么可能?算下来她才只有四十六岁!
周志祥不记得江梅家是什么时候搬进他们那个四合院的。他妈跟他说,人家搬来的时候,江梅还吃着她妈的奶呢,他自己,也刚刚才穿上不开裆的裤子没几天。祥子妈还说,搬来那天,江梅妈特意抱着江梅到他家里来拜望,还说妈不让他抱人家的孩子他就哭的糗事。祥子怎么也想不起会有那种事,他只记得从小就盼着她快点长,长大了好跟他一起玩。
江梅家里三口人,爸爸在附近的海军基地当“大官”。江梅出生那年,她爸把她娘俩从山东老家接了来,她妈却不愿意待在军队里住营房。她爸没办法,才把家从基地搬了来。她爸爸成天待在基地,个把礼拜才回来一趟。人口少,住西厢房,三大间,说也足够了。祥子家人口多,住的是“正屋”的五间。“正屋”的前面,是政府租来开粮站的五间大瓦房。东厢房里没有人住,一直是粮站里租来当仓库。他妈跟他说,早先,整个四合院都是祥子家的。现在的粮站原先是他爸开的餐馆,叫“顺发园”。东厢房是“顺发园”的仓库,西厢房的三间是给伙计们住的。解放头几年还挺好,到了“公私合营”那一年,他爸爸就把餐馆跟公家合了营。政府派个代表驻进来,叫“公方”,祥子他爸自然就成了“私方”。“公私合营”没几天,他爸就发现上了当。那位“公方”大员每天从早喝到晚,天一黑,就不知了去向。第二天上午一回来,他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打腰里掏出个政府发给他的小册子,和你一条一条地扳“道理”。到后来,又出了新花样,水道局、电力局、瓦斯局、税务局外加上个卫生局,五路神仙,轮番出击,今天水道局一个罚单,说排污不合格,明天电力局一张封条,说超量用电,后天税务局又来人查账,说欠缴历年所得税,搞得“顺发园”个把月就得停业整顿一回。到头来,各项罚款加在一起,把餐馆卖了都交不起。他爸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一气之下,干脆就把餐馆交了公。谁承想,因祸得福,竟然从区里抱回一个“红色资本家”的大奖状。祥子妈安慰祥子爸,“那餐馆交了就交了吧,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该死、该活由不得人,早晚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再说,人家要给老百姓开粮站,当政府的,大概也是急了眼没办法。横竖房子是咱家的,这回呀,咱干坐着吃租,也强似起五更爬半夜地跟他们挣命。”
时光过得快,不高兴的事很快也就过去了,周、江两家的妈妈倒是好成了一个人。两家的妈都是山东人,不光长得像亲姊妹,就是彼此称呼起来,也透着山东女人那种“扯不开,拉不散”的粘糊劲。一大早,那一个就站在院子里,冲着这边喊上了,“唉呀,我说我的姊呀!你快过来看看吧,我是该先放葱呀,还是该先放姜?”那一个就推开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紧跟着风风火火地喊回去,“唉呀,我说我的那个傻妹子呀!你看看,你那个大惊小怪的样!叫我说呀,你就一、三、五先放葱,二、四、六先放姜。今儿个,是个礼拜天,梅她爸也回来了。我看哪,你就两个一块儿放吧,可不能晚上留着被窝里放啊……啊……”
两个孩子不管大人的事,天天只管滚在一堆里“过家家”、扮夫妻,扮得两家的妈妈也跟着起哄。一个妈逼着江梅叫“婆婆”,一个妈逼着祥子叫“丈母娘”。大人让叫,两个孩子也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叫,张嘴一叫,两个妈妈就捧起肚皮,笑得喘不过气。到后来,两个孩子渐渐大了,让叫人家也不叫了。只是,两个小大人儿,一天天悄声没响地,手拉着手上学,放了学,再手拉着手回家。
他们的世界里,还有个走街串巷的山西小老头儿,他吹的糖人,那才叫天下第一棒。每回那个吹糖人儿的老头儿一来,他都先是站在胡同口,扯着个山西腔,豁牙漏风地喊“吹……糖……人儿……”他那个嗓音儿,甜甜的、亮亮的,还沙沙的,开始的两个字拖了长腔往上亮亮地一挑,到中间打一个机灵的弯,末了,再把“人儿”两个字连在一起,使劲往下那么一扔,扔得干净、利落,叫你没法不从心眼里往外发痒。不等他喊第二嗓,他两个,从妈妈手里抓了钱就不回头地往外跑。
也不怪孩子们跑得急,那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实在是把他的糖人吹活了,吹得“绝了门儿了”。他不光是会吹《三国》里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就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白骨精,还有唐僧、沙僧、猪八戒,也全都会。不过,那老头最叫座的“绝活”,还是他的糖葡萄。
那老头差不多有六七十岁,人倒挺和气,就是瘦得出奇。黑黑的一张脸上,布满了核桃皮一样的皱纹。他总是笑嘻嘻的,把个没有牙齿的嘴巴咧得宽宽的,让你一眼就能看得见他嘴里那光秃秃的牙床。最叫孩子们吃惊的,还是他那十个绝有特色的手指头。那十个手指头,和普通人的可大不一样,一个个干瘪瘪的,青筋暴跳,活像十根晒干的胡萝卜。每一根胡萝卜的顶尖上,都留着一个长长的指甲。他那指甲不光是留得长,仔细看,每一个还都修剪成不同的形状。有几个,一面直,一面弯,磨得薄薄的,像小刀子;有几个,刻着小牙齿,像些小锯条。还有几个,两边齐齐的,前头平平的,像一套不同规格的螺丝刀。可不要小看他的那十根“胡萝卜”,更不要小看他“胡萝卜”上那些莫名其妙的手指甲,它们可都是那老头了不起的工具。只要它们随便动一动,就准能变出些叫你看傻了眼的奇迹。
等孩子们都到齐了,把老头围在半圆圈的中央坐下来,他才从裤腰里不慌不忙地抽出他的旱烟袋。他把烟袋伸进一个小小的黑皮口袋里,闷头挖上大半天,再把那根一尺长的烟袋杆头上镶着的铜烟嘴送到嘴角上,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噙住。他慢条斯理地摸出腰里的火柴,轻轻划着,紧凑地“叭嗒、叭嗒”抽几口,吐出一大堆蓝蓝的烟雾,才把烟袋嘴从嘴角上拿下来。他把满是皱纹的嘴唇拢起一个圈,“噗”地一声把手上的火柴棍吹灭,这才笑眯眯地把胡同里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看一遍。孩子们像一排虔诚的小观众,虽然心里急得要死,却还是眼巴巴地等他把这些例行公事都按部就班地做完。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再坚持一小会儿,好戏就要开演了。
他运足了气紧抽两口,从没有牙齿的嘴上把旱烟袋拿下来,就势往他挑来的箱子沿上磕几磕,这才开始一边往腰里塞烟袋,一边一个挨一个地问孩子们今天要他吹什么。那个瘦老头,记性好得了不得,无论有几个孩子,也无论每个孩子要多少个花样,你只要告诉他一次,他从来都不会错。
老头终于开工了。他用两只手指头捏住一根细细的小麦管,漫不经心似地蘸点事先熬好的“糖稀”,再把细麦管按到没有牙齿的嘴上,只那么轻轻一吹,“吱啦”一下,就吹出一颗紫红色的圆圆的葡萄粒。他把吹好的葡萄粒轻轻放在一边,不慌不忙地接着吹下一个。下一个吹好了,跟刚才那个粘到一起,再轻轻放在一边。他一个接一个地吹下去,吹一个,粘一个,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吹出一大嘟噜粘在一起的葡萄。大大小小的葡萄粒,光亮光亮的,一个挨着一个。只见他,眯起眼睛端详一气,在这里安上一节藤,在那里贴上一段蔓,再眯起眼睛端详一气,又从这里揪出一两片叶,从那里捻出一两个叉。他用那套“胡萝卜”顶尖上的工具,这里切一切,那里刮一刮,捏一捏、掐一掐,只一小会儿的工夫,一串葡萄就活脱脱地诞生了。最了不起的,还是他留到最后才露的那一手。他用一根细细的小竹签,轻轻地蘸那么一丁点“糖稀”,稳稳当当地往那节藤根的叉巴里一点,轻得就像蜻蜓点水,却快得叫你连眨眼睛都来不及。还没等你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把那蘸着“糖稀”的小竹签从刚刚点下去的地方赶紧拉起来。他那只拿竹签的手,一边拉,一边在空中飞快地转几个圈圈。转着,转着,像神话故事一般,那个葡萄串上就长出一条像头发丝一样细的藤须,亮亮的,弯弯的,一圈又一圈,还颤颤巍巍,就像活的一样。正在转得起劲,他却把那只飞转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僵着不动,就那么一小会儿,连半秒钟都不到。就见他轻轻一拽,只听得“嘎吧”一声响,那根小竹签就从藤须上拿下来。于是,一串糖做的带藤须的葡萄,就活鲜鲜地大功告成了。
只要那个瘦瘦的小老头一来,孩子们没有一个不买的,祥子和江梅两个就更不用说。这样的好玩意儿,哪个傻子才不买?!只可惜,每回买回来,都要惹得江梅一顿不高兴。人家江梅的糖葡萄一气能留上好几天,就是破了也舍不得吃。可是,祥子的就不同了。拿在手里,怎么也禁不住诱惑,转悠一会儿吃一粒,再转悠一会儿,又吃一粒,不到半天的工夫,就吃得一粒也不剩了。看看没了葡萄粒,只剩个长着藤须的空叉巴还有什么用?他索性往嘴里一扔,“嘎吧、嘎吧”嚼着吃了。她为这个很生他的气。“那么好看的一串葡萄,你怎么会舍得给吃了呢?”她总是皱紧眉头惋惜地跟他说,“越是好东西,就越是该留着,几口给你吃光了,该有多可惜呀!”每回这样说,周志祥都哑口无言,只有冲她伸舌头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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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祥坐的这个座位,也许是整个经济舱里最经济的一个,经济得几乎像骑着发动机飞。那座位,紧贴着那个足有一辆公共汽车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排山倒海,震天动地,简直像到了世界的末日。然而,尽管发动机如此虚张声势,那飞机却似乎并不为所动。它稳稳当当,不摇不晃,就像挂在天上的一样。这个四十八岁的中国男人,把三天来都没有来得及刮一下的脸紧贴着那扇小小的玻璃窗,茫然地看着窗外那一片无穷无尽的蓝色。发动机震得他两腮已经开始松弛的肌肉轻轻抖动着,那副在大陆公司坐皮椅的时候安德逊夫妇为他配的金丝边眼镜,也不时滑到鼻子尖上。他没好气地一遍又一遍地把眼镜推上去,眼睛却依然不离开那扇小小的窗户。他管不了那么许多,他觉得心里满满的,像塞了一团麻。他又似乎觉得整个躯体空空的,空得整个五脏六腑都不知了去向,只剩下一颗心,在空空如也的这里那里狂奔、乱窜。有几回,那颗心简直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前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不记得昨天夜里怎样在朋友家里凑合了一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上这架飞机,也不知道要飞向哪里去,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呆呆地看着舷窗下面乌七八糟的云,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头绪。他拼命在脑子里描画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江梅那张十六岁的甜甜的脸上想象得出她现在的模样。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哪,多画一笔都是罪过!从连喜子送他进城当兵那年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就再也没有人动过。也许是刻得太深的缘故,三十年了,竟然一点都没走样。说也难怪,从打她家搬来那天起,她就像他自己的影子,天天跟着他;从他懂得什么叫女人那天起,她和他就像着了魔的一对冤家,谁也离不开谁,却谁也抓不着谁。从那回分手到现在,她的影子伴他走过了人生的差不多整整一大半,都入了骨髓了,你叫他怎么还能抹了去?然而,如今她却就要去了。天呐,怎么可能?算下来她才只有四十六岁!
周志祥不记得江梅家是什么时候搬进他们那个四合院的。他妈跟他说,人家搬来的时候,江梅还吃着她妈的奶呢,他自己,也刚刚才穿上不开裆的裤子没几天。祥子妈还说,搬来那天,江梅妈特意抱着江梅到他家里来拜望,还说妈不让他抱人家的孩子他就哭的糗事。祥子怎么也想不起会有那种事,他只记得从小就盼着她快点长,长大了好跟他一起玩。
江梅家里三口人,爸爸在附近的海军基地当“大官”。江梅出生那年,她爸把她娘俩从山东老家接了来,她妈却不愿意待在军队里住营房。她爸没办法,才把家从基地搬了来。她爸爸成天待在基地,个把礼拜才回来一趟。人口少,住西厢房,三大间,说也足够了。祥子家人口多,住的是“正屋”的五间。“正屋”的前面,是政府租来开粮站的五间大瓦房。东厢房里没有人住,一直是粮站里租来当仓库。他妈跟他说,早先,整个四合院都是祥子家的。现在的粮站原先是他爸开的餐馆,叫“顺发园”。东厢房是“顺发园”的仓库,西厢房的三间是给伙计们住的。解放头几年还挺好,到了“公私合营”那一年,他爸爸就把餐馆跟公家合了营。政府派个代表驻进来,叫“公方”,祥子他爸自然就成了“私方”。“公私合营”没几天,他爸就发现上了当。那位“公方”大员每天从早喝到晚,天一黑,就不知了去向。第二天上午一回来,他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打腰里掏出个政府发给他的小册子,和你一条一条地扳“道理”。到后来,又出了新花样,水道局、电力局、瓦斯局、税务局外加上个卫生局,五路神仙,轮番出击,今天水道局一个罚单,说排污不合格,明天电力局一张封条,说超量用电,后天税务局又来人查账,说欠缴历年所得税,搞得“顺发园”个把月就得停业整顿一回。到头来,各项罚款加在一起,把餐馆卖了都交不起。他爸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一气之下,干脆就把餐馆交了公。谁承想,因祸得福,竟然从区里抱回一个“红色资本家”的大奖状。祥子妈安慰祥子爸,“那餐馆交了就交了吧,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该死、该活由不得人,早晚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再说,人家要给老百姓开粮站,当政府的,大概也是急了眼没办法。横竖房子是咱家的,这回呀,咱干坐着吃租,也强似起五更爬半夜地跟他们挣命。”
时光过得快,不高兴的事很快也就过去了,周、江两家的妈妈倒是好成了一个人。两家的妈都是山东人,不光长得像亲姊妹,就是彼此称呼起来,也透着山东女人那种“扯不开,拉不散”的粘糊劲。一大早,那一个就站在院子里,冲着这边喊上了,“唉呀,我说我的姊呀!你快过来看看吧,我是该先放葱呀,还是该先放姜?”那一个就推开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紧跟着风风火火地喊回去,“唉呀,我说我的那个傻妹子呀!你看看,你那个大惊小怪的样!叫我说呀,你就一、三、五先放葱,二、四、六先放姜。今儿个,是个礼拜天,梅她爸也回来了。我看哪,你就两个一块儿放吧,可不能晚上留着被窝里放啊……啊……”
两个孩子不管大人的事,天天只管滚在一堆里“过家家”、扮夫妻,扮得两家的妈妈也跟着起哄。一个妈逼着江梅叫“婆婆”,一个妈逼着祥子叫“丈母娘”。大人让叫,两个孩子也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叫,张嘴一叫,两个妈妈就捧起肚皮,笑得喘不过气。到后来,两个孩子渐渐大了,让叫人家也不叫了。只是,两个小大人儿,一天天悄声没响地,手拉着手上学,放了学,再手拉着手回家。
他们的世界里,还有个走街串巷的山西小老头儿,他吹的糖人,那才叫天下第一棒。每回那个吹糖人儿的老头儿一来,他都先是站在胡同口,扯着个山西腔,豁牙漏风地喊“吹……糖……人儿……”他那个嗓音儿,甜甜的、亮亮的,还沙沙的,开始的两个字拖了长腔往上亮亮地一挑,到中间打一个机灵的弯,末了,再把“人儿”两个字连在一起,使劲往下那么一扔,扔得干净、利落,叫你没法不从心眼里往外发痒。不等他喊第二嗓,他两个,从妈妈手里抓了钱就不回头地往外跑。
也不怪孩子们跑得急,那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实在是把他的糖人吹活了,吹得“绝了门儿了”。他不光是会吹《三国》里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就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白骨精,还有唐僧、沙僧、猪八戒,也全都会。不过,那老头最叫座的“绝活”,还是他的糖葡萄。
那老头差不多有六七十岁,人倒挺和气,就是瘦得出奇。黑黑的一张脸上,布满了核桃皮一样的皱纹。他总是笑嘻嘻的,把个没有牙齿的嘴巴咧得宽宽的,让你一眼就能看得见他嘴里那光秃秃的牙床。最叫孩子们吃惊的,还是他那十个绝有特色的手指头。那十个手指头,和普通人的可大不一样,一个个干瘪瘪的,青筋暴跳,活像十根晒干的胡萝卜。每一根胡萝卜的顶尖上,都留着一个长长的指甲。他那指甲不光是留得长,仔细看,每一个还都修剪成不同的形状。有几个,一面直,一面弯,磨得薄薄的,像小刀子;有几个,刻着小牙齿,像些小锯条。还有几个,两边齐齐的,前头平平的,像一套不同规格的螺丝刀。可不要小看他的那十根“胡萝卜”,更不要小看他“胡萝卜”上那些莫名其妙的手指甲,它们可都是那老头了不起的工具。只要它们随便动一动,就准能变出些叫你看傻了眼的奇迹。
等孩子们都到齐了,把老头围在半圆圈的中央坐下来,他才从裤腰里不慌不忙地抽出他的旱烟袋。他把烟袋伸进一个小小的黑皮口袋里,闷头挖上大半天,再把那根一尺长的烟袋杆头上镶着的铜烟嘴送到嘴角上,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噙住。他慢条斯理地摸出腰里的火柴,轻轻划着,紧凑地“叭嗒、叭嗒”抽几口,吐出一大堆蓝蓝的烟雾,才把烟袋嘴从嘴角上拿下来。他把满是皱纹的嘴唇拢起一个圈,“噗”地一声把手上的火柴棍吹灭,这才笑眯眯地把胡同里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看一遍。孩子们像一排虔诚的小观众,虽然心里急得要死,却还是眼巴巴地等他把这些例行公事都按部就班地做完。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再坚持一小会儿,好戏就要开演了。
他运足了气紧抽两口,从没有牙齿的嘴上把旱烟袋拿下来,就势往他挑来的箱子沿上磕几磕,这才开始一边往腰里塞烟袋,一边一个挨一个地问孩子们今天要他吹什么。那个瘦老头,记性好得了不得,无论有几个孩子,也无论每个孩子要多少个花样,你只要告诉他一次,他从来都不会错。
老头终于开工了。他用两只手指头捏住一根细细的小麦管,漫不经心似地蘸点事先熬好的“糖稀”,再把细麦管按到没有牙齿的嘴上,只那么轻轻一吹,“吱啦”一下,就吹出一颗紫红色的圆圆的葡萄粒。他把吹好的葡萄粒轻轻放在一边,不慌不忙地接着吹下一个。下一个吹好了,跟刚才那个粘到一起,再轻轻放在一边。他一个接一个地吹下去,吹一个,粘一个,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吹出一大嘟噜粘在一起的葡萄。大大小小的葡萄粒,光亮光亮的,一个挨着一个。只见他,眯起眼睛端详一气,在这里安上一节藤,在那里贴上一段蔓,再眯起眼睛端详一气,又从这里揪出一两片叶,从那里捻出一两个叉。他用那套“胡萝卜”顶尖上的工具,这里切一切,那里刮一刮,捏一捏、掐一掐,只一小会儿的工夫,一串葡萄就活脱脱地诞生了。最了不起的,还是他留到最后才露的那一手。他用一根细细的小竹签,轻轻地蘸那么一丁点“糖稀”,稳稳当当地往那节藤根的叉巴里一点,轻得就像蜻蜓点水,却快得叫你连眨眼睛都来不及。还没等你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把那蘸着“糖稀”的小竹签从刚刚点下去的地方赶紧拉起来。他那只拿竹签的手,一边拉,一边在空中飞快地转几个圈圈。转着,转着,像神话故事一般,那个葡萄串上就长出一条像头发丝一样细的藤须,亮亮的,弯弯的,一圈又一圈,还颤颤巍巍,就像活的一样。正在转得起劲,他却把那只飞转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僵着不动,就那么一小会儿,连半秒钟都不到。就见他轻轻一拽,只听得“嘎吧”一声响,那根小竹签就从藤须上拿下来。于是,一串糖做的带藤须的葡萄,就活鲜鲜地大功告成了。
只要那个瘦瘦的小老头一来,孩子们没有一个不买的,祥子和江梅两个就更不用说。这样的好玩意儿,哪个傻子才不买?!只可惜,每回买回来,都要惹得江梅一顿不高兴。人家江梅的糖葡萄一气能留上好几天,就是破了也舍不得吃。可是,祥子的就不同了。拿在手里,怎么也禁不住诱惑,转悠一会儿吃一粒,再转悠一会儿,又吃一粒,不到半天的工夫,就吃得一粒也不剩了。看看没了葡萄粒,只剩个长着藤须的空叉巴还有什么用?他索性往嘴里一扔,“嘎吧、嘎吧”嚼着吃了。她为这个很生他的气。“那么好看的一串葡萄,你怎么会舍得给吃了呢?”她总是皱紧眉头惋惜地跟他说,“越是好东西,就越是该留着,几口给你吃光了,该有多可惜呀!”每回这样说,周志祥都哑口无言,只有冲她伸舌头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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