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周熠老师从千里之外的南阳托人捎来他的新著《红尘草色》，令我非常激动。因常年在外，对家乡文坛了解不多，周老师的作品也没有机会系统研究，说来惭愧。如今千里捎书，自然要好好学习认真研读。22年前我在桐柏上学的时候，开始在周老师负责的《白河》副刊上发表作品，此后时有书信往来，颇受教益和激励。1992年我从郑州回南阳做事，中途变故，生活困顿，周老师还曾费心介绍工作，当时我年少轻狂不知珍惜，错过了机会。现在每每想起，一直心存遗憾和感激。收到新著后迅速通读一遍，才知道周老师前几年一直为疾病所累，备受折磨，令人唏嘘不已。联想到自己已年届不惑，青春不再，年逾八旬的老母亲刚刚去世，感慨颇多。就给周老师发短信说，要马上写一个读后感。谁知，年末岁初诸事繁忙，一拖就是半年多。最近读到周老师的随笔新作《名字叫红》，我仿佛被针扎了一下，好像是老师在叫我的名字。红在中华民俗中是喜庆的色彩，既然老师案头已有“三红”，我这个名字真正叫红的学生就该写下随感凑个份子，来个“四喜临门”，借以祝愿老师身笔俱健再创佳作。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还给周老师出主意，让他接着写系列作品，当时的目的就是担心他不堪疾病折磨，想让他在写作中减轻痛苦，忘却痛苦，现在看了，无疾之人根本无法理解疾病的痛苦！愿周老师飞向天国的灵魂安息！

周熠简介

 　　周熠，1948年生，河南邓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阳市作协副主席。原南阳日报副总编辑、主任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200多万字，出版有《杏儿黄熟时》（小说）、《遥远的风景》（散文）、《水之湄》（散文）、《夏雨与雪思》（诗）、《红尘草色》等多部。部分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散文《遥远的风景》被译介到国外，有三十余篇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其中《月迷津渡》、《张衡墓抚今》、《武侯祠走笔》等分别获全国报纸副刊一、二等奖。周熠是一位融小说、诗歌、散文为一体的三栖作家，这在南阳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近几年来，周熠因患心脏病、食道癌等病，多次做手术、化疗，非常痛苦。但病情稍好，仍笔耕不止。2007年8月23日凌晨0：30在南阳人民医院逝世。

　　 一、 小说

　　周熠的小说创作大致从1977年始至1985年止。这期间，二十多年乡土生活的经历、乡村情感的积淀，为他划定了自己声音的区域——立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脚下大地，聚焦故土子民的生活相。正因为如此，一些论者把周熠的小说创作归属为“新乡土小说”的一脉。“新乡土小说” 不是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所表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眷恋与忧愤。“它是从中国文化精神广阔的层面上反映现代文明建设进程中农业文明对于社会现代化的阻碍与制约。” ( 王必胜：《周熠小说集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小说是扎根在故乡小城了”。透过乡民生活、生存相的展示去洞见转型期乡土子民的精神世界，辨析其良莠善恶，这已是文化意义的批判。其实亦是周熠所追求的“为人生”的艺术准则较为深层次的体现。

　　他的乡土题材小说较为鲜明地表达阐释了“新乡土小说”的艺术内涵和追求。《断头崖》中来娃面对贾主任窃取自己的科研成果，表现出“知恩图报”式的憨厚愚钝和逆来顺受。《风流夏天》中的高二石对给他瓜地提供保险的新生意识的拒斥（其实是守旧心态对现代文明的排异）及凶残的复仇、狠毒的报复等；《鱼头有火》中长毛的小农式妒忌等，所有这些足以显现旧文化的冥顽。总之，周熠在走进乡土，透视乡土蜕变期中，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子民，因生存时空的变化而引起精神世界的蜕变、骚动时，他似乎侧重于对乡土文化的极大滞后性的烛照、洞察。

　　他的乡土小说就其艺术结构而言，非常注重故事性。他的乡土小说大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相对集中，一般来说，呈线性发展的模式。叙事多用写实手法，真诚地传达自己的审美发现。在《菊花酒》中，在故事的进展中，他时断时续地插入“我”对池塘的观感，以拓展小说的主题意蕴，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想象空间。就其语言艺术而言，由于他所描写的是盆地的生活生存相，展示的是盆地子民的精神律动，大量的豫西南方言、口语更增加其小说的乡土味。

　　 二、 诗歌

　　从1985年开始，至1989年，他写下了一百多首诗篇。他由小说转向诗歌，这种审美视角的转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至于转向诗歌创造的缘由，他是这样解释的：“1985年以后，我逐步感受到从事地方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阅稿、审稿、编稿，工作量很大……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很不利于小说的创作……我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中篇小说的创作。” 他的诗歌创作从题材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咏物诗、怀乡诗、记游诗等。无论哪一类诗，无不是作者情感意绪的真实流露，无不体现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诸如《四季篇》、《调味篇》、《橡树》、《刺楸》、《麦子》、《白居易墓前》、《兵马俑坑》、《巫山神女》、《大禹雕像前》、《谒将军墓》等。

　　他是带着乡土文化的馈赠走向城市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诸如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两种文化的交叉、冲撞、融合中的不谐调，甚或是对立冲突是再所难免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周熠极容易形成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在《雪松》这首诗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窥视到他此种感受的踪影。在周熠的所有诗作里，我们很难觅见他礼赞城市文明的诗篇。当然这也是他不能融入城市、走进城市文化的最典型的表征。
 
　　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其诗歌的篇幅一般都短小，他往往运用对比手法，通过意象与意象的对比，在反差中融入诗情哲理，凸现出有意味的东西。因此，尽管短小，然却意蕴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在诗歌语言上，注意凝练、典雅，达到了较高的语言艺术成就。

　　 三、 散文

　　周熠的散文创作发韧于1983年。然而至1990年的数年间，散文创作只不过是他倾力于小说、诗歌创作之余的一种调味剂。1990年始，他真正把自己的创作定格于散文园地，开始了他文学生涯中散文创作期。从诗歌创作又一次调整创作方向，其原因何在？周熠如是说：“不久，我渐渐发现，我的诗歌创作处在一种不开化的胶着状态。我知道我又陷入了一种不能超越、无法提升的尴尬境地。”从作家的自述中，我们可以肯定，转向的直接诱发因素是周熠不安于现状，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结果。完成转移之后，如何写?写什么?成为他创作路上必须面对且必须逾越的障碍。但是他以自己的悟性，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那便是生育他的故乡热土。他的“恋乡情结”或“家园认识”的驱遣使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故乡。所以他的散文创作的主题话语之一，便是他把诗歌创作中所萌生的怀乡、恋乡话语在散文创作中延伸、放大，来抚慰漂泊、无根的灵魂。因此故乡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虽时光流逝，一去数十年，但还清晰伫立在记忆、灵魂深处。“真正潜入我意识，注入我生命，且能深入不忘的，竟是一座简陋的小庙”（《故乡的小庙》）。这便是他思乡、怀乡的有力证据。这种思恋之情实在难以抑制，有时作者甚至迫不及待地直抒胸臆，“故乡的小石桥无疑是我生命链条上最耐磨炼，也最难忘的一环”。“那座小石桥早已深入我梦里，矗架于我的心空，温馨我的血，亲润着我的呼吸’（《故乡的小桥》）。从这些亲切的话语中，分明可以感受到故乡的景物已融入了周熠的生命。思恋之情由此略见一斑。无生命的景物尚且如此使周熠难以忘怀，那么故乡的人呢?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对铁匠“这孪生兄弟的淌汗的胸膛，红亮在我的人生路上”（《铁匠兄弟》）的追忆怀恋，而且对养育他的父母更是难以忘怀，《最后的母爱》、《父亲，我想让你……》两篇记述母亲、父亲的文章，更显示出作者的情真意切。不仅有母爱、父爱的温馨絮语，更有作者自己无法补偿的遗憾。字字珠玑，句句含情。尤其“父亲，我多想让您再多活一次啊！”的悠长感叹，尽现游子难以言尽的永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催人泪下，使人柔肠寸断。其实，作者笔下的父亲、母亲其精神内涵已包容了乡土上的父母亲情，是千百万个父亲、母亲的缩影。因此怀恋、追恋的意义已超出了具体对象，指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这是周熠乡土情感最耀眼的喷射。

　　此一时期，除却乡土文化散文，他还写下了—些游记散文，或感物言志或咏物抒怀，这一切无不显示着他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