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海东青

    薄雾弥漫的清晨，保卫北京城的决战在八里桥拉开了帷幕，清朝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和满洲骑兵，在这里向英法联军发动了最后的冲击——然而结局却早已注定——得胜后的英法联军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去了西郊的圆明园，在那里，他们点燃了罪恶之火，让这座万园之园为清帝国的战败付出最直接的代价。

    大沽口炮台失守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和步兵，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随后，咸丰皇帝派出代表与英法联军和谈。联军提出的赔偿要求等各项条件，清政府基本准备全部答应，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来一个连“条件”都算不上的要求，却导致谈判最终破裂。
    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两国公使要向清朝皇帝当面递交国书，而且“立而不跪”——问题就出在这跪还是不跪上。汉朝以前，中国的君主和大臣都是平地而“坐”，面对面促膝交谈的。在刘邦当上了皇帝之后，儒家为其制订了一整套的礼法，从此以后，皇帝才高高在上，臣子面见皇帝必须双膝着地，三跪九叩。刘邦还因此大呼过瘾，说没想到当皇帝这么痛快。从此这一套沿用下来，两千多年再没更改。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清政府也不例外。其他国家的使节来访，都是“朝贡”，哪有不跪之理？虽说已经吃过了西夷大炮的苦头，但对外面世界的茫然无知和盲目自大，使得清朝皇帝仍然如井底之蛙。巴夏礼的这一要求令咸丰皇帝勃然大怒，宁可和联军决一死战，并要求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同时，咸丰皇帝更授意僧格林沁拘留了英法人员巴夏礼等39人作为人质，关押到圆明园。
    在接到咸丰皇帝“督兵开仗”的朱谕后，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带加紧部署防务。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自当奋力截击”，严阵以待，准备迎击联军的进攻。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由他统率马、步兵1.7万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其余诸将各领人马分别驻扎在张家湾、八里桥等地，誓死保卫京师。僧格林沁的总兵力接近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胜保率5000人驻守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后备部队。
    9月18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中午，联军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率领守军早已严阵以待，并遵前旨“倘该夷一过张家湾寸步，即督兵迎击，痛加剿戮”奋勇杀敌，但是清军杀伤联军众多，却依然失利。僧格林沁奏报说：“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从这一报告可知，清军不可谓不勇敢，令其失败的原因是对方用火炮令马匹受惊而乱所致结果。僧格林沁率部退至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后，清政府重新修复了伤痕累累的八里桥。时至今日，饱经沧桑的八里桥仍巍然横跨在古老的通惠河上，但清军将士的鲜血已经被河水和岁月洗刷得无影无踪，知道这座古桥沧桑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

    八里桥，又称为永通桥，位于通惠河上，因为距离通州老城西门八里而得名，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这里是北京东边的门户，地势平坦，对骑兵的冲锋很有利。僧格林沁退守八里桥后，将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以截击敌军。其中，近1万名满、蒙骑兵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可以想象，如果数以万计的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敌人，足以从视觉上令对方胆寒。
    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当时，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自从受封蒙古扎萨克郡王以来，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咸丰皇帝倚为“大清长城”。英法联军则是以步兵为主，少量的骑兵也只是印度兵，不足为虑。
    以骑克步，是游牧民族的强项，阿尔泰一系的游牧民族，从匈奴、突厥开始，到蒙古、满洲，几乎屡试不爽。这份属于游牧民族的荣誉，已经保持了上千年，为了荣誉，满、蒙骑兵将露出他们最彪悍的本性。
9月21日，保卫北京的决战在八里桥拉开了帷幕。清朝最精锐的满、蒙骑兵，在这里向英法联军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
    倾泻而下的炮弹来自法军第二旅，这些炮弹给清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然而，僧格林沁并未退却，他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联军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德•巴赞古在《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僧格林沁：“他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但由于胜保败退，僧格林沁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
    满、蒙骑兵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下。他们虽然足够的英勇，足够的不怕死，足够的人多，但是他们却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只能成为对方火力屠杀的对象，这种悲惨甚至让联军方面都认为，他们死得很英勇，但是死得并不机智——后人甚至戏称他们这种冒死冲锋的方式为“添油战术”。
    这场战役，结果没有任何悬念，只是行将结束时，却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德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八里桥的桥头，站着一个高大的蒙古兵，他手里举着帅旗，仍旧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当桥头全部都是尸体时，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他仍然在摇动帅旗，传达最后一项命令，任凭四围的炮火如何轰隆，他也巍然不动，毫不退缩。他的无比英勇博得了联军指挥官的赞叹，有几个士兵甚至冲上去想俘虏他，不料此时一发炮弹正好打中了他，他悲壮地倒了下去，大旗也向一旁倒下，但那只手仍然紧紧抓在旗杆之上，痉挛着……”
    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的骑兵几乎全军覆没，而参战的6000名英法联军仅仅损失了12个人。法国历史学家吉拉尔是八里桥之战的亲历者，他后来在《法兰西和中国》一书中写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八里桥战役后第二天，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的北京，任由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但是联军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去了西郊的圆明园。当初被僧格林沁关押在圆明园的39名人质，先后被释放了19名，其他20名则已在狱中死去。英国人为了报复，要给清朝皇帝“永久性的教训”，于是，他们点燃了罪恶之火，让这座万园之园为清帝国的战败付出最直接的代价。
    这一天，是1860年10月18日。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4期《帝国首都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