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参加了一个山林演唱会，一群艺术朋友在青山绿水中或歌或演，当艺术回归山水自然好过工体的演唱会，只是这种表演的观众很少，心里不免有点失落。

回到宿舍，她们都在谈论超级女生的某某赛区七进五，或是梦想中国谁又出局，这种莫名的失落又加剧了。

失落了什么呢？当看到了18年前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心中才有了答案。

当时化名为默默的刘小枫说，“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虹》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

“我们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刘小枫时代的理想渐行渐远，而我们这一代的理想是什么呢？我不曾看过《金蔷薇》，只是知道这个时代的假球黑哨还有一拨又一拨新老明星。

即便没有理想，但对生活就没有想法？

答案肯定是有的，有份好的工作，或是有房有车，等等。

但，这是理想吗？

很显然，我们80年代后人的理想已经改变了方向。

孙津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记录他们那个时代的争吵以及面红耳赤。虽然他最后说，“我觉得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范畴会更有真实含义，否则‘后’字又会神秘起来，因为在时间上还会有‘后后’、‘后后后’——只要我们还活着。”

这种现在我们看来无聊的争论在他们那个时代近乎神圣，而今天对于80年代后的一代人来说，却是那样的陌生与不解。

我们也有争吵：凭什么李宇春成为超女天后，周笔畅更优秀，到底周笔畅签哪一家唱片公司更适合她的发展？

有时候，我曾怀疑，他们是否真实地存在过，就象有位学者而言，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

全民娱乐一浪热过一浪，图一乐成了文化界的最大兴奋点，背后还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甚至小灵通保驾，网上选票等等。全民娱乐武装到了牙齿，也是一种“惊恐和记忆”。

查阅了史料，和我前几天参加山林演唱会类似的还是一千七百四十年前的竹林七贤演唱会。

当时的主唱人员竹林七贤演奏的是《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一起听音乐的观众不用买门票，都是自己的邻居和路过的行人。还想听的，下次再来。平时，嵇康喜欢打铁，在洛阳城外。向秀到铁匠铺来拉风箱，吕安则种菜灌园，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绝唱是多么自然而质朴。

同样是演唱会，不同的是，离我们这个时代太久远了。

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还相差两个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四十年。

2006．6．4．

撰文/崔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