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香港十年路 记者亲历感触深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6月26日刊登记者曹亚宁、见习记者李雪昆的报道：

立足抓新闻

人民日报记者朱思雄2000年12月至2004年6月借调至香港紫荆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以一个内地记者的独特视角，向我们描绘了对香港媒体的直接感受。

打开香港的报纸、电视、收音机，以内地人“专业”的眼光来看，充斥其间的新闻多为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不了台面的。

比如，有一天，香港几家主要报纸的头条，报道的都是一男童被电梯拦腰夹伤送医院的新闻。一个偶然事件，却被炒得沸沸扬扬，有的甚至不惜用整版的篇幅。

小童被电梯夹伤与特首的活动相比，孰重孰轻呢？香港和内地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在内地，各级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里，政府主要官员的活动差不多每天都占据重要位置乃至头条，官员们排着队亮相。如果有一段时间出现例外，特别是中央官员，外国人就该从政治上疑神疑鬼了。

在香港，会谈结束后，官员得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会谈情况，同时接受媒体提问；记者们也不会考虑给什么面子或是涉及秘密不秘密的事，经常是连珠炮似地对官员穷追猛打的诘问，想方设法要把“欲知而未知的事实”挖掘出来，告诉市民。如果会谈只是礼节性的，并无新闻价值，市民不关心，媒体不感兴趣，官方也用不着发布，发布了也没人刊播。

两地的这种区别，在港府的主要官员如特首、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到北京述职或商谈工作时，体现得最明显。活动结束，内地官员的“任务”即告完成；香港官员则要忙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早已守候在外急不可耐的记者们通报情况。

我刚到香港做记者的时候，不是很适应。首先是，过去被吃请的机会较多，在这儿忽然一下子没了。在香港参加新闻发布会，也都是完事就走人。据说，曾有内地企业来港招商，沿袭内地的传统，给与会的记者发车马费，岂料第二天就被见了报。这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真是检控行贿罪，根据香港法律，也是可以成罪的。据说自此以后，内地单位再到香港搞新闻发布，连稍微贵重点的纪念品都不敢发了。

在香港的媒体上，新闻是不可能用来进行赤裸裸的歌功颂德的宣传的。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一起看内地的电视新闻，新闻中正好在谈一家企业的成功之道。朋友中的一个港人很疑惑地问我，这怎么也是新闻？真要是“秘诀”怎能轻易透露给别人？

香港的记者是全天候工作的，几乎没有节假日。我所在公司租用的信德中心，是“赌王”何鸿燊的产业，而“赌王”是媒体追踪的当然对象。在楼下的茶餐厅经常有带着相机、摄像机的记者们坐在那儿喝茶，而眼睛实际盯着电梯口，一旦这样，估计何老板就该很快在这一带亮相了。有时候，这些记者在那儿一等就是一天。

香港记者的敬业精神值得敬佩。有好几次我参加完活动出来，碰到好多香港记者在楼外架着摄影器材守候。原来，因为有名人出席，这些记者知道后跟踪而来，可没被邀请入场，只好在会场外眼巴巴地候着。台北市长马英九到港访问期间，他的活动从每天几时起床、穿什么衣服和鞋子、在哪儿跑步和打太极拳、和市民聊了些什么，一直到晚上几时关灯休息等等，24小时都有记者在盯着，并作详细报道。

记者在香港被称做“狗仔队”——似乎不太雅。但媒体无论大小，在新闻发布会上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是“大”媒体就可享受特权，得到某些特殊照顾。香港记者的提问一般都是封闭性的，切入点小，开门见山，敏感而刁钻，没有什么顾忌，常常让被采访者很难回避和回答。记得当时的政务司长曾荫权到北京述职，受到当时的钱其琛副总理接见，香港记者问钱副总理：“曾荫权的工作和陈方安生相比，怎么样？”陈方安生是曾的前任，在香港很有人缘；她的提前退休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说法也多。把他们俩做比较，是有些忌讳的，但由中央领导人做出评价，在香港是有卖点的，记者也就无所顾忌地直奔主题了。

回归以前和回归之后，从总体上来看，香港的传媒市场和舆论环境，并无大的变化。对此，欣慰者有之，不满者有之。

不过，对香港传媒，社会不无微词。比如认为，香港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不够。有调查表明，七成以上人“对报章现时的操守有意见，认为问题的严重不仅止于‘私隐’，还包括失实报道、渲染色情暴力和夸张煽情”。尽管有这些见仁见智的看法，香港的新闻运作方式一直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是香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6月26日第10版<特别报道>)

http://www.chinaxwcb.com/xwcbpaper/html/2007-06/26/content_15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