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回忆》续之<br>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024-06-07 07:04:53
备忘说明：这是我的《我的童年回忆》的补写。具体写于何时，已记不清了。主要是想写，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尽管我的家乡曾是贫穷的，但也有地方的小吃与美食。现在想来，过了一个世纪多，仍然记忆很深。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于华北大平原上的我的家乡孝举村，并不起眼儿，却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庄稼人。它特有的民风民俗也一代代地延续着，从现代孝举村人的身上，至今仍然有着这种浓厚的乡土气息。我的童年中虽只有六年在这里度过，但到现在，仍然是乡音未改，乡情未断。
其实，孝举距离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不过才200多公里，但由于它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三县交界而且属于不同的专区，于是造成了它多年来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的现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虽全国解放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但我离开家乡前后那段岁月，仍然是公路不通——回一趟老家需要一天一夜，坐遍火车汽车马车或者是“二等车”（即用自行车的后座载人）：电话不通——从北京给老家打一次电话，要先打到乡政府的村子，然后再由人口头传给当事人，打个电报也是接力棒式的送达；电灯不亮——人们习惯于用绿豆般大的煤油灯照明，甚至是摸黑劳作，或为了省油，干脆天一黑就睡觉。国家的声音、中央政府的政策到达村子，早已是城镇妇孺皆知的事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度过了自己六年的童年时光。
先说说那至今忘不了的家乡话，看过陈强、陈佩斯父子俩主演的电影《夕照街》的人一定记得在影片中由著名老演员陈立中演的那位操着河北地方话的居委会老太太，那有着浓厚乡土味儿的方言，基本就是是我的家乡话的翻版，只是与我们家乡纯粹的土语相比，在用词上和发音上都有差异。首先是发音另辟蹊径，在我们老家，“我”字很少用，一般都是用“俺”，但不读“an”音，而是说成“nan”的第三音；“你干什么”的“什”字读成“守”音；“还是”读成“han(旱)是”；“骄傲”不是读成“骄ao”而是读成“骄nao”，初听起来，觉得发音怪怪的。再说到用词，我们老家说话，有很多自造的词汇，如果单独拿出来，恐怕外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形容什么事不用“太”而是用“多多”，如“好多多”了，“快多多”了；教导不懂事的孩子要老实一点，说的是“好是着”；一般人发出惊叹时往往用“天啊”“老天爷啊”等等，在我们家乡却用“亲娘哎”表示惊奇的语气；感觉很好用的是一个莫明其妙的“dia”音，现代词汇中，还很难找出一个发音完全相同的词来比对。这套土话在当地自成体系，世代相传，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我是从天津回到老家的，带去了一嘴的天津话，开始时，与乡音是格格不入，我说的每一句天津话都成了同学们笑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逐步溶入家乡土话之中。后来我发现，乡音的改变与人的乡土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比如我的已逝世的老母，她到临去世，仍然是一口标准的故乡话，弄得我们也不得不双语并用，在外面，说的是普通话，回到家里，则随着母亲说家乡话，一直延续到现在。问老母为什么乡音坚持不改，她说，因为我们家乡话的音最正。在她心目中，即使是最标准的普通话，也是旁系支流，不如我们的家乡话正统。当我能说出一口很流利的家乡话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象是个农村娃了。
“民以食为天”，尽管家乡很穷，起码我在农村的那些年，家乡人始终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窘迫日子，几乎有一半的时日饭食是千篇一律，谷子面蒸的饼子，大碗棒渣粥，小葱沾大酱，外加自制的老咸菜。遇上天灾，就连这样的伙食也难以坚持到年底。而在我们家乡，灾害之年是十年九发，不是大旱，就是大涝，每年都种麦子，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馍。家乡六年，我是吃着家乡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唯独缺少白面。记得有一次，在锅里蒸了几个玉米面的窝头，新玉米面的香味从笼屉的缝里飘散出来，惹得我们孩子们馋涎欲滴，真恨不得扑上去从锅里抓一个出来，狼吞虎咽美餐一番。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给正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准备的，我们能不能吃上，还真难说。正好村西头我们一位亲戚大伯来串门，闻到窝头的香味，也哄动了肚中的馋虫，不由分说，大步上前揭开尚烫手的笼屉，拿出一个黄灿灿热腾腾的窝头大口吃起来，大人们想拦又不好意思，，我们孩子们更是大眼瞪小眼，只剩下了暗暗流口水的份儿。一个玉米面的窝头，在那个年月，就是难得的稀罕食品。
但是，即使是这样艰苦的岁月，也不能阻挡农民们对美食的追求。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在吃的方面也有着很多讲究，很多食物具有着别的地方没有的特色。这给我的印象同样是深刻难忘的。
有一种只有在办喜事时才能品尝到了礼品食品叫花糕，它以做工精细，规格不一般而著称。但凡年轻后生娶亲，比较近的亲友常常送一个大的食盒。这种食盒是圆柱体，分四层，高一米
，直径在七、八十公分左右，每一层内放置一种礼品，其中第一层是专为放花糕而用。所谓花糕，实际在用料上并无新奇，就是北京人常吃的枣糕，不过我家乡的花糕在做工上与普通的枣糕就不能同日而语了。首先是体积要大得多，一个花糕几乎占据了整个食盒的一层。一层白面上是一层红枣，再一层面上，又一层枣，最绝的是顶层，用面捏造成大红喜字或“百年好合”“多字多孙”等字样，或者捏成“鸳鸯戏水”“牛郎织女”的图形。能做出这手绝活的在当地都是颇有名气的家庭妇女。我曾参加过表叔的婚礼，不仅看到了当时盛大的场面，饱了眼福，而且事后也品尝了到了一块花糕，饱了口福。说实话，味道与普通的枣糕并无区别，不过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加上特殊的制作，吃起来别有风味。
如果说，花糕属于家乡食品中的稀罕物，难得吃上一次的话，那么我下面说的几种食品就绝对属于大众化的粗粮细做的典型了。
我在年俗中谈到过一种叫“冷个”的食品。这是过大年时每家每户都要做的。“冷个”这个名字我取的是谐音，究竟应该是哪两个字我至今没搞清楚。冷个是用谷子在辗盘上压成面，与发酵的面肥加水变成粥一样的面汤，有点象现在北京满大街上卖煎饼的主料，然后在屋子里的地上架上砖头，放上一种特制的扁平的铁锅，先浇上一层薄薄的食油，用勺子把面汤轻轻放在锅里，用一把小刮铲摊平，使之均匀，盖上锅盖，用柴禾在锅下面烧。火候很关键，火大火小了味道都不好吃，不一会儿，一股当年新粮特有的清香就会飘散出来，让人胃口大开。熟了之后，在中间对折一下，一个冷个就算做好了。最好吃就是这是刚烙出来的，吃在嘴里软中带焦，香喷喷，热腾腾，十分可口惬意。做一次就做够全家一个正月吃的，不过，冷个一上蒸锅加热后再吃，味道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在老家数年，每年都吃冷个儿，却总是喜欢尝鲜，不喜欢吃重新加热的，更不喜欢连着吃一个月。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家乡食品是长在榆树上的两种东西。一种是榆树皮。用它来赶成面儿，与高粮面混在一起，赶成面条，与绿豆面做的面条一起煮成两种面的面条，俗称“冷汤”，这是农民平时吃的一种主食。隔三差五就吃上一次。榆皮面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可以把高梁面沾合成条，二是加上榆皮面，面条的味道能变得可口。因为是粗粮做的，可以节省下细粮。高梁和绿豆都是自家地里产的，又都是当年的新粮，吃起来很是可口。我吃了几年，还没有吃够，至今仍常常回味当年高梁面加榆皮面还有绿豆面的“冷汤”。北京市面上有了精包装的绿豆杂面条，我尝过，里面加了太多的白面和其他作料，失去了当年的原汁原味儿。榆树上的另一种可食物就是榆树的嫩叶，俗称“榆钱儿”，青黄不接时，把榆钱儿与玉米面或谷子面揉在一起，蒸成干粮，可以节省粮食，吃起来也顺口得多。遇上灾年，农民千方百计地开发代用食品，我在大灾之年，吃过一种叫“麻尘”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以黑豆为主要原料的牛马饲料，制成足有一个大盘子大的黑忽忽的大豆饼，又重又硬，吃这东西需要有一副好牙口。记得有一年遇上水灾，家家粮食不够吃，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饥肠辘辘，有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足有二十斤左右的大麻尘，大家伙急于把它弄碎分而食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它弄开。有人出了一个歪点子，找几个力气大的拿着整块的麻尘往辗盘上轮流猛摔，最后，麻尘是砸开了，但飞起的麻尘碎片差一点给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开了瓢。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才吃到嘴里的饲料那叫一个香，就别提了。就是靠着这些地方性食品，我们一个个地也长大了。
在我的童年，家乡给我留下的是民风纯朴、传统，不易改变的印象。在村子里过了六、七年，几乎从未听说发生过什么治安问题。村民们保持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日子，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追求。虽然前进的步子比较迟缓，但自得其乐。
人们严格在遵循着长幼有序，注重孝道的老规矩。
《我的童年回忆》续之<br>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备忘说明：这是我的《我的童年回忆》的补写。具体写于何时，已记不清了。主要是想写，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尽管我的家乡曾是贫穷的，但也有地方的小吃与美食。现在想来，过了一个世纪多，仍然记忆很深。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于华北大平原上的我的家乡孝举村，并不起眼儿，却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庄稼人。它特有的民风民俗也一代代地延续着，从现代孝举村人的身上，至今仍然有着这种浓厚的乡土气息。我的童年中虽只有六年在这里度过，但到现在，仍然是乡音未改，乡情未断。
其实，孝举距离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不过才200多公里，但由于它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三县交界而且属于不同的专区，于是造成了它多年来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的现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虽全国解放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但我离开家乡前后那段岁月，仍然是公路不通——回一趟老家需要一天一夜，坐遍火车汽车马车或者是“二等车”（即用自行车的后座载人）：电话不通——从北京给老家打一次电话，要先打到乡政府的村子，然后再由人口头传给当事人，打个电报也是接力棒式的送达；电灯不亮——人们习惯于用绿豆般大的煤油灯照明，甚至是摸黑劳作，或为了省油，干脆天一黑就睡觉。国家的声音、中央政府的政策到达村子，早已是城镇妇孺皆知的事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度过了自己六年的童年时光。
先说说那至今忘不了的家乡话，看过陈强、陈佩斯父子俩主演的电影《夕照街》的人一定记得在影片中由著名老演员陈立中演的那位操着河北地方话的居委会老太太，那有着浓厚乡土味儿的方言，基本就是是我的家乡话的翻版，只是与我们家乡纯粹的土语相比，在用词上和发音上都有差异。首先是发音另辟蹊径，在我们老家，“我”字很少用，一般都是用“俺”，但不读“an”音，而是说成“nan”的第三音；“你干什么”的“什”字读成“守”音；“还是”读成“han(旱)是”；“骄傲”不是读成“骄ao”而是读成“骄nao”，初听起来，觉得发音怪怪的。再说到用词，我们老家说话，有很多自造的词汇，如果单独拿出来，恐怕外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形容什么事不用“太”而是用“多多”，如“好多多”了，“快多多”了；教导不懂事的孩子要老实一点，说的是“好是着”；一般人发出惊叹时往往用“天啊”“老天爷啊”等等，在我们家乡却用“亲娘哎”表示惊奇的语气；感觉很好用的是一个莫明其妙的“dia”音，现代词汇中，还很难找出一个发音完全相同的词来比对。这套土话在当地自成体系，世代相传，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我是从天津回到老家的，带去了一嘴的天津话，开始时，与乡音是格格不入，我说的每一句天津话都成了同学们笑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逐步溶入家乡土话之中。后来我发现，乡音的改变与人的乡土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比如我的已逝世的老母，她到临去世，仍然是一口标准的故乡话，弄得我们也不得不双语并用，在外面，说的是普通话，回到家里，则随着母亲说家乡话，一直延续到现在。问老母为什么乡音坚持不改，她说，因为我们家乡话的音最正。在她心目中，即使是最标准的普通话，也是旁系支流，不如我们的家乡话正统。当我能说出一口很流利的家乡话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象是个农村娃了。
“民以食为天”，尽管家乡很穷，起码我在农村的那些年，家乡人始终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窘迫日子，几乎有一半的时日饭食是千篇一律，谷子面蒸的饼子，大碗棒渣粥，小葱沾大酱，外加自制的老咸菜。遇上天灾，就连这样的伙食也难以坚持到年底。而在我们家乡，灾害之年是十年九发，不是大旱，就是大涝，每年都种麦子，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馍。家乡六年，我是吃着家乡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唯独缺少白面。记得有一次，在锅里蒸了几个玉米面的窝头，新玉米面的香味从笼屉的缝里飘散出来，惹得我们孩子们馋涎欲滴，真恨不得扑上去从锅里抓一个出来，狼吞虎咽美餐一番。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给正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准备的，我们能不能吃上，还真难说。正好村西头我们一位亲戚大伯来串门，闻到窝头的香味，也哄动了肚中的馋虫，不由分说，大步上前揭开尚烫手的笼屉，拿出一个黄灿灿热腾腾的窝头大口吃起来，大人们想拦又不好意思，，我们孩子们更是大眼瞪小眼，只剩下了暗暗流口水的份儿。一个玉米面的窝头，在那个年月，就是难得的稀罕食品。
但是，即使是这样艰苦的岁月，也不能阻挡农民们对美食的追求。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在吃的方面也有着很多讲究，很多食物具有着别的地方没有的特色。这给我的印象同样是深刻难忘的。
有一种只有在办喜事时才能品尝到了礼品食品叫花糕，它以做工精细，规格不一般而著称。但凡年轻后生娶亲，比较近的亲友常常送一个大的食盒。这种食盒是圆柱体，分四层，高一米
，直径在七、八十公分左右，每一层内放置一种礼品，其中第一层是专为放花糕而用。所谓花糕，实际在用料上并无新奇，就是北京人常吃的枣糕，不过我家乡的花糕在做工上与普通的枣糕就不能同日而语了。首先是体积要大得多，一个花糕几乎占据了整个食盒的一层。一层白面上是一层红枣，再一层面上，又一层枣，最绝的是顶层，用面捏造成大红喜字或“百年好合”“多字多孙”等字样，或者捏成“鸳鸯戏水”“牛郎织女”的图形。能做出这手绝活的在当地都是颇有名气的家庭妇女。我曾参加过表叔的婚礼，不仅看到了当时盛大的场面，饱了眼福，而且事后也品尝了到了一块花糕，饱了口福。说实话，味道与普通的枣糕并无区别，不过在那种特殊的场合加上特殊的制作，吃起来别有风味。
如果说，花糕属于家乡食品中的稀罕物，难得吃上一次的话，那么我下面说的几种食品就绝对属于大众化的粗粮细做的典型了。
我在年俗中谈到过一种叫“冷个”的食品。这是过大年时每家每户都要做的。“冷个”这个名字我取的是谐音，究竟应该是哪两个字我至今没搞清楚。冷个是用谷子在辗盘上压成面，与发酵的面肥加水变成粥一样的面汤，有点象现在北京满大街上卖煎饼的主料，然后在屋子里的地上架上砖头，放上一种特制的扁平的铁锅，先浇上一层薄薄的食油，用勺子把面汤轻轻放在锅里，用一把小刮铲摊平，使之均匀，盖上锅盖，用柴禾在锅下面烧。火候很关键，火大火小了味道都不好吃，不一会儿，一股当年新粮特有的清香就会飘散出来，让人胃口大开。熟了之后，在中间对折一下，一个冷个就算做好了。最好吃就是这是刚烙出来的，吃在嘴里软中带焦，香喷喷，热腾腾，十分可口惬意。做一次就做够全家一个正月吃的，不过，冷个一上蒸锅加热后再吃，味道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在老家数年，每年都吃冷个儿，却总是喜欢尝鲜，不喜欢吃重新加热的，更不喜欢连着吃一个月。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家乡食品是长在榆树上的两种东西。一种是榆树皮。用它来赶成面儿，与高粮面混在一起，赶成面条，与绿豆面做的面条一起煮成两种面的面条，俗称“冷汤”，这是农民平时吃的一种主食。隔三差五就吃上一次。榆皮面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可以把高梁面沾合成条，二是加上榆皮面，面条的味道能变得可口。因为是粗粮做的，可以节省下细粮。高梁和绿豆都是自家地里产的，又都是当年的新粮，吃起来很是可口。我吃了几年，还没有吃够，至今仍常常回味当年高梁面加榆皮面还有绿豆面的“冷汤”。北京市面上有了精包装的绿豆杂面条，我尝过，里面加了太多的白面和其他作料，失去了当年的原汁原味儿。榆树上的另一种可食物就是榆树的嫩叶，俗称“榆钱儿”，青黄不接时，把榆钱儿与玉米面或谷子面揉在一起，蒸成干粮，可以节省粮食，吃起来也顺口得多。遇上灾年，农民千方百计地开发代用食品，我在大灾之年，吃过一种叫“麻尘”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以黑豆为主要原料的牛马饲料，制成足有一个大盘子大的黑忽忽的大豆饼，又重又硬，吃这东西需要有一副好牙口。记得有一年遇上水灾，家家粮食不够吃，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饥肠辘辘，有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足有二十斤左右的大麻尘，大家伙急于把它弄碎分而食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它弄开。有人出了一个歪点子，找几个力气大的拿着整块的麻尘往辗盘上轮流猛摔，最后，麻尘是砸开了，但飞起的麻尘碎片差一点给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开了瓢。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才吃到嘴里的饲料那叫一个香，就别提了。就是靠着这些地方性食品，我们一个个地也长大了。
在我的童年，家乡给我留下的是民风纯朴、传统，不易改变的印象。在村子里过了六、七年，几乎从未听说发生过什么治安问题。村民们保持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日子，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追求。虽然前进的步子比较迟缓，但自得其乐。
人们严格在遵循着长幼有序，注重孝道的老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