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人大艺 北京人艺一甲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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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人艺面面观 |
稿源自:优品网站阅读中心
编辑:祖佳; 撰文:祖佳、陈默、鲍东奇、张思懿
部分图片提供:东方IC 壹图
福聚德内,卢孟实派人送回这样一幅对联。站在老匾下,小福满望着远方,若有所思……
周围一阵静默。倏地,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将我那已然穿越的思绪重新拉回到眼前的话剧舞台——
好一部《天下第一楼》!
这大概是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自上世纪80年代首演以来,《天下第一楼》已经累计演出500余场次,时至今日,却依然令人神往。
于人艺,堪称经典的又何止这一部《天下第一楼》!
“‘文革’之前,中国有四大人艺——北京人艺、四川人艺、上海人艺和辽宁人艺。”著名演员杨立新说。事实上,在中国,各个省市几乎都有自己的话剧团。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人艺”却成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有简称。
没有人提出异议。
做到这一切,人艺用了60年。
有人说,一部老人艺,便是半部中国话剧史。从时间上看,是这样的。但他们所指的,又绝非“时间”那么简单。
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的院落,闹中取静,低调内敛,却能够散发出巨大的能量,那正是人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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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艺,总有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于是,我们开始尝试走进。
与一位话剧圈的朋友聊天,他笑笑,说:采访人艺是一个不断怀旧的过程。我忙点头,有一种被说中心事的共鸣。现在的人艺,愿意面对记者畅谈的,大多是“老人家”,纵然精神矍铄、鹤发童颜;能够引发最深切感慨的,大多是过往辉煌,纵然时光流逝、难以复返。
心中难免感慨。
突然想起了那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
据说,当年,人艺的老院长曹禺看过《天下第一楼》后,追问编剧何冀平这对联的含义。“这是我对人生苍凉的一种感受。”何冀平答。
幸好,60岁的人艺,足够资深,却不苍凉。
很多时候,回首,并非不满于现状,只因曾有的光芒太过耀眼。
1.2006年12月,万方的首部话剧《有一种毒药》上演。创新,是很多年前万方父亲——曹禺先生的期待。
2.2007年2月14日,徐帆主演的话剧《蔡文姬》在人艺剧院上演。
3.2009年5月,人艺历时近一个半月创作的大型赈灾话剧《生·活》上演。
4.2010年3月,大腕儿云集的话剧《茶馆》重排上演。毫不夸张地说,《茶馆》之于人艺,可谓镇院之宝。
5.2011年10月27日,《李白》再登舞台,已成人艺台柱子的濮存昕在剧中饰演李白。
戏比天大
“戏比天大”,这几个大字就那样静静地挂在人艺三楼的排练厅里——看了,便可以感受到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忆起它们最初出现的时间,就好像人艺人天生就该如此一样——你可以说,那是人艺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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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3日,媒体探班《雷雨》彩排。在导演顾威看来,王斑饰演的周萍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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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6日,《骆驼祥子》重排上演。
“这是在强调对戏、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这是人艺戏得到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作家邹静之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几年前的人艺话剧《我爱桃花》、《莲花》,正是出自他之手。
在戏剧博物馆的众多展品中,一只小小的铜铃并不起眼,但在北京人艺当了27年摄影师的苏德新知道,这铜铃“神通广大”,“这个铃已经用了几十年,它的声音非常小,却很清脆。只要导演一敲,即便是再喧闹的后台,马上就能安静下来。”在苏德新看来,这是一种氛围。
人艺的导演席上也有个小铜铃,只要一打铃,就意味着导演要求演员开始排戏或者暂时停下,所有人都必须服从。那年,27岁的任鸣刚刚从中戏导演系毕业,就到《太平湖》剧组做起了副导演。一进排练厅,看到那么多艺龄比自己的年龄还大的艺术家,任鸣一下子就懵了。每每排完戏,那些老艺术家总是虚心地问:“任鸣,你看,哪一点排得不好?”有一次,戏开始了,任鸣去拿桌上的杯子,一不小心,胳膊蹭上小铜铃,发出了声响。结果,所有演员立即停下来看着他,等待这位年轻的导演说戏。“我,我没有叫停。”任鸣紧张得有些结巴。演员们呵呵地笑了,什么都没有说,接着排练。
在人艺,不管多大的腕儿,只要在台上念错了台词,或者出现了问题,就算台下的观众没有发现,也会主动在散场后写好一张检讨,贴在后台。
“现在一说排戏,大多数人都会回到剧院。这是人艺的传统,个人再忙,都应该把人艺的事情放在首位。制度可以管人,但管不住人的心。人艺的向心力不是用制度来要求的。”冯远征说。他并不讳言自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如果我知道接下来有几场话剧要演出了,我就会跟剧组说,这段时间一定要帮我空出来,要么提前把我的戏拍完,要么先拍别人的戏,我演完话剧再回来拍。”
对戏、对艺术的敬畏,在人艺,早已浸入骨髓。
上世纪50年代,舒绣文是与赵丹、金焰齐名的顶级艺术家之一,后来被调到人艺。在这里,她接的第一部戏是《骆驼祥子》。排练的时候,舒绣文被诊断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但她把医生开的请假条藏在口袋里,坚持排练,坚持登台。终于有一天,演完最后一幕戏,筋疲力尽的舒绣文昏倒在台上。一番抢救后,她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戏,演完了吗?”
2008年5月的一天,话剧《生·活》开演前,当时已经79岁的朱旭在化妆间安静地翻看着自己亲手抄写的台词。他抬眼看表,“还有5分钟,我该上场了。”朱旭一手拿着要在台上用的胡琴,一手托着茶杯,从容地走向台前。这么多年了,朱旭一直有个习惯,每天演出结束前,都要切断与外界不必要的联系,为的是专心致志地准备角色。
在牛响铃的印象中,为了不化妆演《老井》的农民,父亲牛星丽每每在最热的中午跑到山脊晒太阳。演《老店》的烤鸭师傅的时候,他又天天赶到全聚德学烤鸭。至于母亲金雅琴,性格外向,心里憋不住话。因为对角色的不同理解,她没少跟人吵架。但在艺术唯大的人艺,大家都见怪不怪——吵完了,依旧是好同事。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事,金雅琴拍着桌子“骂”住在斜对门的导演夏淳。筒子楼不隔音,邻居都听得一清二楚。数落完了,夏淳夫人敲门进来,送了盘刚煮好的饺子,劝她:“老金,消消气,别把自己气病了,有事好说。”
这“吵骂”的结果往往只有一个——谁有道理,便听谁的。因为人艺的戏,是要经得起最严苛的评判的。
很多人不知道,人艺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设置——“艺委会”。这是人艺的最高艺术权威机构,也是伴随着人艺在1952年建院时就建立的制度。当年,艺委会的作用是对人艺的舞台创作进行严格的学术把关。据说,从剧目的选定,导演、演员、设计人员的选派,到上演前的审查和判断,包括演员的培养计划,艺委会都有权利和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只是一个机构,更是一种声音。艺委会的首任主任是时任人艺院长、总导演的焦菊隐,担任委员的于是之、童超、夏淳、舒绣文、叶子、刁光覃、朱琳等,也都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2000年前后,随着前任艺委会主任林兆华的退休、副主任谭宗尧的去世,再加上各种原因,艺委会一度名存实亡。2008年,新院长张和平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月,便拍板决定正式恢复艺委会。、
——本文未完请看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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