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榕著

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涉足戏剧

1941年有人来对我母亲说，他在日本宪兵队里看到了我大哥的名字。明知是讹诈，可我母亲还是吓的连夜从天津搬回了北平，沦陷后这里已改称北京了。

阔别三年，北京已经完全变了样子。铁狮子胡同军阀时期的执政府改成了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日本人。电影院里放映日本影片，美国片被禁演了。放映期间经常会突然中断，从入口处走进几个带呢帽穿雨衣的人，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迈着徐缓的步子，用阴森的目光挨个扫视一排排观众的脸……

这次搬回来，我们是在北城交道口租的房子，这附近除了一排矮小的店铺外看不到任何繁华景象。冬季日暮，只有一两盏半明不灭的昏黄路灯在半空摇曳。狂风怒吼，横卷起大街小巷里的浮尘与碎屑。马路上鲜见行人，哪家店铺门外的收音机扩声器里传出王佩臣唱的铁片大鼓《王二姐思夫》，如泣如诉，惹人伤感、恸人心魄……

一次，晚饭后我到北新桥终点站乘坐电车，前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车刚启动，外面就飘飘扬扬落起雪花。下一站，上来一个老者领着个年轻女孩，我忽然觉得眼前一亮：那女孩衣着素朴，面孔秀丽安详，散发着圣母般超然的神情——那一刻我屏住气，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周围的寒冷、黑暗仿佛都遁去，都被她的美丽照亮！在这个暗淡寂寥的城市里，她圣洁的、娇嫩的面庞仿佛笼罩着一团柔光——让我联想起《洛神赋》中的诗句：“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我忽然被凡间有这样的生命之美而感动，心里悸动起青春、活力或是说不清的某种兴奋。突然，车到站了，老者和女孩下了电车，我用目光追踪他们，才看清那位老人身着一件用俄国旧毛毯改制成的大衣，应该也不是富裕人家……雪下得更大了，大街上除了纷飞的雪花便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一老一少的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电车车轮和铁轨单调的摩擦声把我召回到现实里，黑漆漆的车厢又只剩下我一个乘客，孤单和寒冷又从四周入骨地袭来……

我大哥就读于辅仁大学。我入了崇实中学高中二年级做插班生，那是所美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原校长是美国人莱以庭牧师，北京沦陷后他只能当老师授课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校接管，更名为市立十中，所有美国人都被遣返归国。学校增设日语、读经、国术等课程。校内开办有一间印刷厂，不少贫困学生可以半工半读。知学习不易，往往贫困生学习更勤奋，学业成绩多高出我一截。

城里有个北京剧社，1938年成立至1945年停止活动。1940年他们首先把《日出》的第三幕“妓院”的戏搬上了舞台。扮演妓女翠西的是舒润华，为了出演这个角色她失去了一所两进院的四合院房子。原来，她是八旗后裔，当初她的祖母曾赠送给她们母女在西城丰盛胡同里的这所房子，就因为她扮演了妓女翠喜这个角色，认为有辱祖德，对她大发雷霆，一怒之下把房产也收回了。那时名演员石挥也在北京剧社，他曾带领女扮男装的演员到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去体验生活。《日出》里的“打夯歌”和“日出”主题歌也是他谱写的。他当时还为中国版的《茶花女》谱写了全剧的配乐。1935年陈绵先生曾为中国旅行剧社导演了直译的《茶花女》，在协和礼堂上演时票价一元钱一张。十年后，陈绵又为北京剧社导演了改编成中国故事的《茶花女》，曾在北京饭店和长安大戏院多次上演，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这些演出我都未曾看到。我还错过了另外一次宝贵的机会：1943年我离京出走后不久，演技派演员石挥曾携他在上海孤岛赢获“话剧皇帝”盛誉的两出大戏《秋海棠》和《大马戏团》来北京演出。那次于是之去看过，石挥是他的舅舅，也是他表演艺术的启蒙之师。以后于是之也扮演过《大马戏团》里的男主角慕容天锡。石挥是位杰出的话剧演员，他对体验生活有相当独到之理解。于是之日后的表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启迪。

1941年，我观看了北京剧社演出的《日出》，激动不已。年底见到“四一剧社”招考演员的消息，便马上报了名。考试在中南海里进行，主考官是陈绵博士。陈绵是晚清邮传部尚书的儿子，早年留洋法国，娶了一位法国夫人，30年代为“中旅”翻译导演过不少名剧，晚年颇为潦倒。当我接到被录取的来信时，非常高兴。“四一剧社”的主创人员是从北京剧社分流出来的，有陈光、顾嘉恩、郑天健等人。第一个上演的剧目是曹禺的新作《北京人》，我加入时排演工作已近尾声，分派我演了个了最后出场的警察。公演地点在北京饭店大厅里临时搭建的舞台。观众很踊跃，座位都坐满了还不够，场内又添加了一些折叠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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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老北京饭店 

公演的那天，我老早就到了后台，请人给我化妆。后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风车怎么摇响、鸽哨怎么发声、胡子怎么个粘法……什么我都想问个明白，因此惹起别人的厌烦。遭到社长申斥后，我管住嘴巴，悻悻然躲到角落里去候场。快到剧尾，我伴送江泰出场了。上台后只觉得眼前五颜六色的灯光直晃眼，脚下仿佛腾云驾雾直打飘，台词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去的，下了台半天还面红耳赤、激动异常。当时，北京的话剧观众面比较窄，大多是买不起票的中学生，第一期只公演了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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