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于北碚的故事，是关于电影的。或者准确地说，是关于电影史研究的。

    北碚，位于重庆北郊嘉陵江边的一座不起眼的小镇。它之所以经常被人提起和关注，也许因为二十世纪初一位叫卢作孚的实业家曾在这里实行过影响深远的改革实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小镇上有一家由卢作孚1928年创办的北碚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这里竟然收藏了数量、种类都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民国时期报刊。

    1999年初秋，西南大学的两个女研究生走进了这段尘封的历史。从研一入学一开始，她们在导师余纪教授指导下，便制订了研究方向，即民国时期的中国电影史。他们的导师是这么说的“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好走，但没风景好看；一条崎岖，但有无限风光。……从现在你们就一头钻进去，三年以后，你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某一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

    两年以后，这两位同学不但各自整理出十多万字的历史资料，确定了研究方向，而且以北碚图书馆为起点，又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重庆图书馆、重庆档案馆乃至更远的上海、南京。其间的甘苦，真正做学问的一定都有切身感受。

    六年过去了，这两位同学把大量硕士论文没有用到的史料进行了更深入广博的拓展，形成了两部书稿《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对了，还没有提到这两位作者的名字。她们是杨燕、彭雪娇。杨燕毕业后在重庆师范大学影像工程系任教，同时还在重庆电视台担任重要职务。

    令人嗟叹的是彭雪娇。彭雪娇毕业后直接考入南京大学，师从周安华教授继续深造，200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任职于浙江传媒学院，又逢得一个江南才俊，喜结良缘。不幸的是，婚后才一年的彭雪娇，便查出患了癌症，于2007年走完了她短暂人生的30个春秋。她没有见到她用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完成的著作《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她托付给老师的最后的话是：老师要是能让我这部书与读者见面，我也就没白做一回老师的学生，也没白来人世间走了一回……

    继杨燕、彭雪娇之后，又有严彦、熊学莉、张馨艺、王晓倩、苏韶红等五位西南大学的学生走进了民国电影的历史。令人慨叹的是，本应流连时尚生活的一班花季少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却在北碚图书馆昏暗的灯光下，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半个多世纪前电影的蛛丝马迹，再汇聚提炼成一个个专题。这就是构成《陪都电影专史研究》的五篇硕士论文：《抗战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陪都时期的电影宣传》、《非常时期（1941——1944）电影检查所》、《好莱坞点的陪都市场》、《中国电影（1941——1943）研究。

    这个故事是西南大学的余纪教授在这套丛书的序言里讲的。针对当前硕士论文滥竽充数，已逐渐演变为所谓“学术表演”的现状，余老师身体力行，带领自己的学生，利用北碚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发掘、收集、整理民国电影史料，作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令人钦佩。

    余老师发表了如下的感想：“如果在研究生期间仍然将纯粹的知识传授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来实施，则必然疏于学术技能的训练，从而不大可能培养得出将来能胜任学术研究的人才来。所以，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个有价值的、与学生眼下所达到的知识水平相当的、只要他们自身付出相当的努力就能够做出点儿模样来的题目，放手让学生去做，导师的工作主要放在鼓励和引导上，也就是寓“传道”、“解惑”于“授业”之中。这样，既能让学生在独立操作的学术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学术技能训练，又能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学术道路提前打好专门的知识基础，还能创作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

    之所以大段摘引余老师的话，是因为我赞同。或者说，这也是我的感想，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惭愧的是由于条件、能力等原因，没有象余老师那样身体力行。仅是发发牢骚，说说而已。所以，实在惭愧。向余老师学习，今后向这个方向努力吧。

    最后，我得向余老师及他的弟子致歉。从当当邮购那几本书时，由于不了解这凝聚着师生心血的著作诞生背景，也缘于对当前学术浮躁乃至腐败的反感，对余老师主编的这套书多有不敬之词。对不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