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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镜与灯

(2006-08-15 18:54:05)
分类: 闲影漫话
  
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镜与灯

   (平媒约稿,勿转)
  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是对中国电影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理论名著。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被引入中国并对当时电影理论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是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这既是电影理论争鸣空前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时代,也是理论和创作紧密结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中国电影理论的觉醒期,中国影坛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的文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创新及电影民族化等一系列学术论争,其焦点便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其间,《世界电影》杂志连续发表了安德烈·巴赞的多篇论文(《电影是什么?》1987年在国内出版,崔君衍译),尤其是邵牧君翻译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更将电影本体的讨论引向深入。

  虽然当时“长镜头与纪实美学”在西方已是明日黄花,但对于国门初开,久为戏剧传统束缚的中国电影来说,却有着振聋发聩的功效。巴赞、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重大理论支柱,对于推动新时期电影美学发展,创作中纪实风格的兴起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理论上,以张暖忻、李陀撰写的长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为代表,这篇文章推崇巴赞、克拉考尔的电影本体论“是人类对电影认识的重大成果和不可逾越的阶段”,倾诉了第四代导演渴望电影回归本体,呼吁中国电影的改革与创新的心声,后来被称作“第四代的艺术宣言”。并很快反馈到创作界,在创作上出现了《如意》、《沙鸥》、《青春祭》、《乡音》、《邻居》、《野山》等一大批具有“散文化”和“生活流”特征的探索之作,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逐渐丢掉了戏剧的拐棍。正是借助于巴赞、克拉考尔的理论,中国电影界形成了以第四代导演为代表的纪实浪潮。

  实际上,“第四代”导演对于纪实美学的理解并不全面,更多的是局限于艺术技巧和外在形态。真正为“第四代”导演的纪实美学确立理论和美学标准的,正是适逢其时引进国内的克拉考尔这本名著:《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西方电影理论中所谓的“纪录”派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在德国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建筑学,于三十年代末离开德国去美国定居,在纽约现代博物馆研究纳粹的战时宣传电影,并于194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电影著作《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战后,克拉考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社会学和电影美学的研究工作。他与巴赞一起构成了二战后“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核心知识体系。

  《电影的本性》196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初版英译本。此时,巴赞已谢世两年。克拉考尔不仅继承了巴赞的基本电影观念,而且对写实主义美学做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表述。巴赞的电影理论体系是通过一系列影评,通过对电影流派及导演作品的具体评论来展现的,他的理论名著《电影是什么?》实际上是一部四卷本的评论集。相比之下,作为一个理论家,克拉考尔对照相本性论的阐述更系统更完备。《电影的本性》犹如一座结构严谨的理论大厦,可看作纪实主义的一个总结。

  克拉考尔宣称他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实体美学,而不是形式美学。他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外延,因而也和照相一样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具有显而易见的近亲性。电影存在于包围它的世界环境里,它衍生现实,它也必须回归现实。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因此,克拉考尔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而用物质现实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观。

  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克拉考尔的理论从电影美学走向电影哲学。他演绎出的一套形而上的理论,表明电影理论已经摆脱了现实的功利要求,走向绝对的学术性和思辩性。这种极端之举既是克拉考尔的超凡之处,也是他步入误区的症结所在。克拉考尔声称电影只有纪录和揭示现实,在美学上才是正当的,进而阐述了“电影化的”概念——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所谓“找到的故事和插曲”,其特征是:被发现而不是被构想出来;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可能再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克拉考尔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哪些题材是“电影的”或“非电影的”。克拉考尔排斥一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反对文学戏剧和形式主义电影,反对典型化和心理真实。缺乏电影发展的历史意识,缺乏对电影与现实关系认识的辨证性,这是克拉考尔的局限。

  《电影的本性》中译本已出版25年了。25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的理论发展和创作面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感慨的是,这部名著初版时中国电影空前活跃的学术气氛及理论对创作的影响已再难寻觅。于是,面对整体浮躁的电影环境,江苏教育出版社将《电影的本性》列入“电影馆”系列,增订再版便有着特别的文化上的意义。值得赞许的是,与其1981年出版的旧译本《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相比,译者邵牧君先生不仅在文字上进行了全面精心的校订,字数增加近六万字,所附插图也由初版的总汇对应地分散到各个章节中,更便于读者阅读。

  令人欣慰的是,这本经典著作今天又有了新的更大的读者群——中国影视教育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的读者群。据统计,现在中国跟影视教育相关的学校有上百所,专业方向有六百多个,《电影的本性》无疑是这些莘莘学子进入电影殿堂不可或缺的入门读物。作为一名影视教员,我就有这种感受:手边的这本1981年的旧版本不断地被学生们借去。可见,《电影的本性》已经开始影响它的第二代读者了,这就是经典的价值。

  刊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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