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的原始动力是冲突。一是人和物的冲突。默片时代，在迈克·塞纳特富于幻想的“启斯东喜剧”中，不是莫名其妙的打闹，就是没来由的滑稽。火车、牛奶、小狗、天空和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万物都是可构成笑料的喜剧元素。尤其扔蛋糕，更成为屡试不爽的搞笑噱头。
冲突二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一对演员搭档，联袂出演，通过外型、体貌上的鲜明对比，如高与矮、胖与瘦、老与少、男与女等；或是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如狡黠与淳朴、敏捷与迟钝，老练与卤莽、善良与奸恶等。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角色相互刺激，构成内在的张力，创造出互动的喜剧效果。这种喜剧效果可称作“双响炮”。
“双响炮”模式的开山鼻祖是劳莱与哈代。这对好莱坞默片时代杰出的喜剧大师，一胖一瘦，相映成趣。这种谐趣的角色设计成为美国喜剧电影沿用至今的一种经典模式。如伊凡·雷特曼导演的美国电影《龙兄鼠弟》便是这种模式的变种。丹尼·德维托扮演的哥哥和施瓦辛格扮演的弟弟从小天各一方，由于基因变异，哥俩在体型、智力和性格上都有天壤之别。哥哥矮胖笨拙，但诡计多端，弟弟身材魁梧却憨厚木讷。为了一笔遗产，哥哥费尽心机地找到弟弟，企图利用弟弟的单纯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影片的结局同所有好莱坞电影一样：哥哥被弟弟感化，手足之情战胜了金钱的诱惑。美国电影《我的巨人》的角色设置也如出一辙。比利·克里斯朵尔扮演的体育经济人为了把偶然发现的天才球员收归旗下，绞尽脑汁。由南斯拉夫国家篮球队高大的中锋扮演的角色同瘦小的比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此营造出一系列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
“双响炮”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喜剧电影。在中国三十年代电影中，心宽体胖的殷秀岑和“瘦皮猴”韩兰根搭档，主演了许多卖座的喜剧片，解放后，韩兰根又和另一位胖子明星关宏达结成搭档，主演了《未完成的喜剧》。再如，台湾五十年代的台语片“王哥、柳哥”系列也是利用“两傻”搭档搞笑的喜剧片。其中，1958年由李行导演的《王哥柳哥游台湾》便是一部深受台湾观众欢迎的滑稽片。电影中的王哥、柳哥分别由李冠章和矮仔财主演，人物造型完全模仿美国谐星劳莱与哈代。这是一部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小市民喜剧，大量从台湾民间挖掘出来的笑料和噱头，朴拙的技巧，传达出激励奋发向上，不屈从于命运的健康主题。
“双响炮”也是法国喜剧电影的传统。曾出现了许多受观众欢迎的喜剧搭档。如米歇尔·布朗/热拉尔·朗万、路易·德菲耐斯/布尔维尔、杰拉尔·德帕迪约/皮埃尔·里夏尔、让·雷诺/克里斯蒂安·克拉维埃。“双响炮”通过人物关系、人物身份或环境的易位，使情节产生逆转，从而制造出喜剧效果。杰拉尔·乌利导演的《虎口脱险》，便是通过环境的变化，使人物的性格呈现出喜剧色彩。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扮演傲慢自负的乐队指挥，另一位性格演员布尔维尔则扮演胆小怕事的油漆匠，为了掩护盟军飞行员，两人的命运阴错阳差地被安排在一起。乐队指挥习惯于像在歌剧院指挥他的乐队一样，不断对油漆匠指手画脚，油漆匠不甘于听命却又无可奈何，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引发出一系列笑料。让·雷诺与克里斯蒂安·克拉维埃也是一对著名的喜剧搭档，他们最出色的合作是1993年由让—马力·普瓦雷导演的科幻喜剧片《来访者》，在片中，让·雷诺与克里斯蒂安·克拉维埃这对“双响炮”扮演一对中世纪的主仆，由于时空的错位，两人来到现代社会，并且主仆关系发生了互换。这样，当18世纪的流行法则到了20世纪，噱头由此产生了。这部电影在法国当年的观众人数高达1360万，成为法国自《虎口脱险》以来最卖座的喜剧片。
搞笑一向是香港商业电影的看家本领。从追逐打斗的动作喜剧到插诨打科的“无厘头”闹剧，“双响炮” 搭档屡见不鲜。在新艺城公司的动作喜剧《最佳拍档》系列中，光头神探麦嘉与白马王子许冠杰大显神通，这两位天才的喜剧搭档驾驶着高空飞车，手持别具一格的电子武器，大玩特技，制造了无数卡通式的笑料；在董膘和沈殿霞主演的《富贵逼人》系列中，膘叔和肥嫂以夫妻档搭配，炒股赌马中六合彩，整日沉迷在小市民的黄金梦中；在许氏兄弟的都市喜剧片《鬼马双星》、《摩登保镖》、《半斤八两》中，许冠文和两个弟弟将香港底层小人物自作聪明、作威作福最后大出洋相，弄巧反拙的悲喜剧演绎得有声有色。
香港电影善于借题发挥，索性将“双响炮”发展成多人组合的“连珠炮”，如嘉禾公司出品的《最佳福星》系列，便是以成龙、元彪、洪金宝师兄弟为骨干，再佐以曾志伟、吴耀汉，五位明星搭档，七位明星联手上阵，互相烘托，每个人的喜剧特色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由于节奏快，笑料密集，使原本十分热闹的高密度喜剧上演得更加火暴。
在众多的香港电影“双响炮”中，周星驰和吴孟达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对，这不仅由于两人合作时间最长，合作关系最稳定，更由于两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电影潮流：“无厘头”喜剧。“无厘头”是广东佛山的方言，意为无端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行。“无厘头”言行粗俗随意，但话糙理不糙。体现在星爷电影中，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和刻意的嘲讽，是对规则和逻辑的颠覆；对传统的轻蔑和对权威的挖苦。这种喜剧混杂了闹剧、滑稽、动作、魔幻等多种元素。1990年的《赌圣》标志着这种“无厘头”风格正式成型。此后，星爷和达叔珠联璧合，纵横影坛十余年，横扫华语影坛。在这些“无厘头”电影中，无论历史现象、文化经典、科学发明、艺术典型，还是时尚英雄或市井小人，无一幸免地都成为“无厘头”调侃嘲讽的对象。
伍迪·艾伦可以说是美国的“无厘头”。他最早的两部电影《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和《皇家赌场》公然颠覆经典的“帮德电影”，拿“007”开涮。其搞笑方式和《国产007》异曲同工。那时的伍迪热衷于对类型片进行解构和反讽。像《拿了钱就跑》对强盗片、《香蕉》对政治片、《性爱宝典》对色情片、《沉睡者》对科幻片，都是毫不留情的类型颠覆。直到遇见戴安·基顿，伍迪的喜剧风格才转向内敛而含蓄。自1975年的《爱与死》与戴安合作后，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了稳定的搭档关系。矮小、敏感、神经质的伍迪，与睿智、浪漫、孩子气的戴安堪称天作之和。他们搭档演出了《曼哈顿》等多部电影，尤其是1977年的《安妮·霍尔》，这是一部温馨伤感的喜剧片，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的浪漫情调，伍迪以自我戏谑的风格讽刺现代人对待生命、爱情和道德的态度，有时偶发感触、有时闲散反讽，洋溢着犹太式的幽默。片中伍迪依旧是神经质的形象，戴安则扮演一个纽约知识女性，衣着时髦，浪漫热情。
“双响跑”有许多成功的模式，常见的模式有老少配：一名演技卓越的实力派演员和初出茅庐的青春派偶像同时亮相。这样，既保证了票房，又有希望获奖。经典例子，远有约翰·韦恩和蒙哥马力·克里夫特在1948年的《红河》里扮演的父子，中期有马龙·白兰度和阿尔·帕西诺在1972年的《教父》中分饰两代教父，近期的则是汤姆·克鲁斯在《金钱本色》中扮演保罗·纽曼的江湖接班人；还有一种是老男与少女搭配，如经典的盗宝电影《偷天陷阱》、《天罗地网》、《偷龙转风》，红花绿叶，梨花海棠，令观众大饱眼福。
还有一种“天才与白痴”式的“双响炮”。靠人物关系逆转来表达主题：“天才”不过是自作聪明的小伎俩，“白痴”才是大智若愚的大智慧。比利时导演雅克·冯多梅尔导演的法国电影《第八天》中，夏莱是银行高级职员，事业成功，但婚姻却亮起红灯。夏莱为此陷入巨大的困惑。这时，他遇上先天痴呆的乔治，乔治为寻找已不在人世的母亲，从疗养院里逃了出来。乔治的古怪让夏莱心烦意乱，可是到后来，夏莱从乔治身上体会出什么才是人间真爱。达尼埃尔·奥特伊和“封闭症”患者帕斯卡尔·迪凯纳由于出色的表演，双双成为戛纳电影节影帝。类似的还有巴里·莱文森导演的《雨人》，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哥哥患有“自闭症”，淳朴善良；汤姆·克鲁斯扮演的弟弟则精明过人，利益熏心。最后，弟弟在同哥哥漫长的旅程中，认识到比金钱更珍贵的是手足之情。
“双响炮”常因某种亲缘关系结合。许氏兄弟是兄弟帮，伍迪和戴安是情侣档，陈强和陈佩斯则上阵父子兵。他们搭档拍摄了以“二子”为主角的喜剧电影《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列:《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爷俩搭戏，配合默契自不必说，难得的是他们把生活中的父子感情融进了电影情境，戏假情真，表演别开生面。所以，“双响炮”要打响，搭档之间的配合以及表演风格的和谐很重要。巩俐是名副其实的大演员，但她在《唐伯虎点秋香》里扮演的秋香却显得很“扎眼”。她的表演同“无厘头” 风格根本不搭调。如果换上张敏或是吴君如，情况就大不同了。
“双响炮”有时并不仅为制造喜剧效果，更是通过对比冲突，抨击落后的价值观念，对人性和道德进行深入开掘。如黑、白肤色演员的搭配，常是为了谴责种族歧视。1967年，美国第一位奥斯卡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蒂埃与罗德·斯泰格尔联手主演了《炎热的夏夜》。这部侦探片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片中警探一白一黑冤家搭档的模式，开启了此类影片的先河。此后，由于市场的需要，也是为避“大白人主义”之嫌，黑人终于能在电影里与白人平起平坐，黑白配的“双响炮”成为一种电影潮流，即便是纯粹的好莱坞娱乐片，也常可看见黑、白演员的角色搭配，如《七宗罪》、《肖申克的救赎》、《人骨拼图》、《轰天炮》、《48小时》等。同样，由于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明星也警花出更，支撑起一片阳刚的天空，典型的例子是，朱迪·福斯特刚刚走出《被告》弱女子的阴影，便在《沉默的羔羊》中扮演了FBI女警探。
“双响炮”是类型电影的一种桥段和模式。它的形成，一是有赖于制片人的独具慧眼，发现演员身上潜在的独特的能形成对比的喜剧元素，加以突出、强化、组合和包装，二是需要通过组织连续的生产，形成规模，最后成熟、成型，固定为风格化的类型。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个双方磨合、互相适应、合二为一的过程。“双响炮”脱离不了商业化的背景，像赵本山和范伟、陈佩斯和朱时茂等都是非常成熟的喜剧搭档，可惜缺少制作人为他们量身设计，订作打造，组织创作生产，充分开掘这些有市场潜力的喜剧资源。这正是中国电影的“双响炮”难以打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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