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移民营的历史价值

　　　　张民　　苗庭宽

邢台历史上有多次移民，距离我们最近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大移民。这次移民，从根本上决定了邢台主要族群的血脉基因和邢台人文社会的运行轨迹。它是邢台600年中一次重大的值得人们铭记的历史事件。

“五百年前是一家，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这句流传于中原大地六个世纪的口头禅，明确地告诉我们：山西洪洞大槐树是移民人心中的痛，烙印着移民人背井离乡的记忆；中原大地包括邢台之地，是三十余代移民人乡愁、乡音，乡俗的孕育之地，承载着移民人拓荒创业的艰难岁月；明代永乐年间的大移民，不是一县一地的个别事件而是一个民族性的事件。

600年中，除了个别村户精心保存的移民家族原始的家谱之外，直接产生于移民初期能够印证和说明移民人生活的历史实物已不多见。抢救保护移民文化资源，留住移民人的乡愁，已经是移民人岁月流长的一个心愿。比较而言，巨鹿移民营文化资源就显得弥足珍贵。 

巨鹿移民营历史背景

元末明初，战乱天灾，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人口遽降。朱元璋采纳大臣的建议，把“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作为国策，强力推行，先后从山西地区成规模移民10次。朱棣为帝后，继续这一国策，又进行了8次大规模移民。从洪武六年(1373年) 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44年间，累计移民18次，山西汾河沿岸广大地区约60万人被迁往11省277县，其中河南地区63县，河北地区56县，山东地区52县。

迁入河北地区特别是邢台地区的移民，集中在朱棣皇帝执政的前12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接任帝位，史称建文帝。

朱棣夺得帝位后，为迁都北京，优化京都周边地区的人口环境。他从1404年开始利用12年时间，从山西等地向河北地区大量移民。移民数量之大为史上之最。光绪版《巨鹿县志》记载：“永乐初，京师草创乃迁山西洪洞县五百家。”在千里无人烟的巨鹿县地迁入移民五百家，绝对是大数字。上世纪有人在邢台县做过调查，90多个村庄中，有40个村庄的百姓迁民于明代永乐年间，占比44%以上。威县463个行政村中，239个村是移民村。其中，明朝时期移入的有236村324户。

朱元璋洪武年间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区。移民的原因，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移民的方式，强制性为主自愿性为辅。朱棣永乐年间的移民，分布在河北地区。移民的原因，主要是为迁都北京强化拱卫京畿的军事、政治势力。简言之，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移民的方式，主要是强制为主。

永乐年间移民迁出地，集中在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平阳府的洪洞县位于交通要道，官府在洪洞县大槐树下设立办事机构，给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出发迁徙各地。所以，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这是实情，但其祖先们的居籍地并不全在洪洞县内。

朱棣选定山西中部地区作为移民之地，是基于三种考虑。一是山西中部是朱棣北伐的根据地，他曾以燕王名义封地山西，在此长期经营，他了解这里的社情；二是山西中部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将部分人迁出后，可以解决人多地少的弊端，利于山西中部地区社会的长期发展；三是山西与河北一山之隔，地域相近，便利迁移，可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移民百姓们劳顿之苦。

移民之初，地方官员为推进移民事宜开展，费了不少脑筋。官府宣布说，朝廷要从山西潞、泽、辽、沁、汾五州往河北移民，家中兄弟俩的走一人，兄弟四个的走俩人，平阳府洪洞县暂不移民。消息一出，符合移民条件的家庭纷纷到洪洞县避难。一段时间后，官府派军队包围洪洞县，将不是洪洞县籍的外地人，全部集中到洪洞县城一个大寺庙内，在大槐树下强制办结移民手续，然后用绳索捆绑着押解到河北地区。官府核对外地户籍时，洪洞县人没有庇护到洪洞避难的外地人，因此惹恼世人，留下了“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话柄。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洪洞县也开始了向外移民。

强制移民，必然引发逃亡事件。永乐王朝为控制这些移民，保证迁入地移民人口的相对安定，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其中设立移民营，就是其中的一项。 

巨鹿移民营历史价值

永乐年间，巨鹿移山西民500家。这个数字在明朝版、清朝版《巨鹿县志》中多有记载。按此数统计，以每家至少5口人计算，移民人口至少2500众。

朱元璋时期，将当地人称为土著遗黎，谓之土民；将移民，称之为迁民。迁民数量少时，多数情景下将其安置到原有的人口稀少的村庄，与土民一起居住。政策上对迁民给予分配田亩，每人15亩到30亩不等，免费提供农具、种子、耕牛以及生活用品；居住偏远之地的迁民，实行“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的灵活政策。总之，国家想尽办法给迁民一个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其在新居地安居乐业。

永乐年迁入巨鹿的500家山西民，不是按贫富条件而是按家族拥有兄弟数量的比例强制迁徙的。富饶之地富裕家庭的富裕之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景下，一夜之间被朝廷强行纳入移民之民，其心情心景无疑是痛苦和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反抗和抵制必不可少。所以永乐王朝改变迁民分散到村与土民混居由原有的里社监管的模式，将巨鹿县地的500家迁民统一安排在老漳河之东，漳河两岸南北几十里狭长地带上，建立移民营，与原有土民分而治之，派军队看守集中管理；为防止移民逃跑，在移民营管理区边沿地带挖掘沟壑，设立兵屯，限制移民走出移民区，对私自逃离的迁民，视为罪犯，株连原籍族人。

巨鹿移民营的管理过程，经历时间漫长。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到明代成化中期（约1475年）析营为社，最终实现迁民与土民融为一体，历经了6位帝王70余年。70年间，相当于巨鹿移民营第一代移民人已经过世，第四代移民人成人立业。也就是说，巨鹿移民用四代人的代价，换取了与当地土民融合一体的社会现实。

永乐年间移民涉及人多地域广，永乐十六年一次性往北京地区迁民达2000户。但是把移民集中起来进行封闭管理建立移民营的，并不多见。在邢台地区史志记载中，巨鹿县是唯一的一地。

巨鹿移民营人经历的对故乡思念的煎熬以及开拓家园所付出的艰辛，后世人无法想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因无法承受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走上了坐牢和轻生的道路。痛苦岁月孕育出的巨鹿移民营别样的移民文化，因而成为民族移民史上的一朵奇葩。

第一它反映出明朝初期统治者治理社会的基本理念。土地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深知无地农民之苦和土地主的贪婪，建立明朝后他坚持把国家土地还给无地农民，让耕者有其田，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曾经推行免费养老（养济院）、免费医疗（漏泽园）、免费公墓（养济院），甚至在京郊修筑福利公房等。朱棣上台后，坚持父亲朱元璋的国策，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迁徙富户，照顾佃民，收留流民，抑制豪强，安定社会。巨鹿移民营的建立，应当是朱元璋建立福利社会的翻版，是军队管制下的“人民公社”的雏形。在移民营这个政治、经济的特区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流民有其所，以及均贫富少贫穷的福利社会模式。体现出朱元璋、朱棣两代人为民（农民）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第二它记录了明初三大盛世社会政治生态面貌。明朝初期先后出现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三大盛世。也就是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止，四代帝王连绵盛世，共计63年，涵盖了巨鹿移民营存在的整个时期。巨鹿移民营久存不撤，与这三大盛世有着密切关系。朱棣在位22年，22年中对内设立内阁，进行削藩，巩固中央政权；对外用兵北伐鞑靼之敌，巩固疆土。朱棣始终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发展基石，把移民屯田作为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稳定器。朱棣死后其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朱高炽在位10个月，他在宽刑平狱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继续推行“垦荒归己”奖励政策。朱高炽病逝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体恤民情，“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继续推行先帝们的安民稳农政策，发展农业，扶植商贸，富裕国家，与他的父亲一起实现了11年的仁宣盛世。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巨鹿移民营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最终解析移民营，融入土民社会奠定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第三它是古代社会移民文化的标本。巨鹿移民营具有古代移民文化的共性又有其个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移民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本质；另一方面它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对移民对象要求和需求的差异；再一方面它反映出阶级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双方存异求同的一种政治生态。同时明朝时期特殊的移民管理方式，让巨鹿移民文化展现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总之，巨鹿移民营文化告诉我们：土地拥有是推行移民的动力，移民经济是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移民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态的外在表现，移民风俗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渠道。

巨鹿移民营文化传承 

 明代巨鹿移民营，是个大家庭，来自山西两府五州，共计500家。这500家不是一次性迁入的，有先后顺序。移民营内少量的非山西籍移民，多因逃荒定居于此。

把500家移民集中安置在老漳河之东，漳河两岸南北狭长地带上，是因为老漳河南北直行纵穿巨鹿县境，将巨鹿县域切割为东西各半。西为巨鹿县城和土民聚集区，东为移民区，官府以老漳河为界部署军队，防止移民西逃；老漳河之东至漳河两岸，是洪水泛区，地域广大，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可以大面积地集中安置移民。所以在明朝前期巨鹿县的图舆上，漳河之东南部地域没有村庄之名只有一个移民营的名字。

巨鹿移民营的中心位置在哪儿？根据明代前期的图舆标注以及完成于1487年的明朝成化年间《巨鹿县志》中将移民营析为三社的记载，移民营的中心位置应该在巨鹿县境漳河的南段位置。理由是：永乐年间的移民营面积比较大，基本上占据了老漳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域。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朝廷内部争权夺势指染到巨鹿移民营，巨鹿漳河北部环绕的河套内8万亩田地，被宪宗皇帝赐给嫡母孝庄钱皇后的家族私有，为其劳作的庄客佃户达千家。钱氏别墅所在之所，就是后来的官厅之名。此事件说明，巨鹿移民营的中心不会在漳河北面与皇亲国戚争利，在漳河两岸的中南部比较合乎情理。明成化版《巨鹿县志》中记载，巨鹿县编置里社时，将迁民增设三社共17社，其中一社为移民社领十三村。移民社在巨鹿县城东南17里与平乡县交界处。此地位置偏僻，是移民营的营区但不是中心所在。

漳河东岸有村苗家庄，在巨鹿县城东北二十里。该村人口不多，皆为苗姓。相传明朝中前期村内比较富裕，有酒坊、油坊、醋坊、肉坊，这些家庭作坊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因为相对富裕，雅称“康庄”，曾有康苗庄之说。村东有一庙，建于明初，清代重修，毁于日军侵华。庙内有一古柏，传说从山西带来，种于永乐二年，高数丈，树身五、六人合围，1968年毁于“文革”。村南有两座老坟茔，人称“大老坟台”、“二老坟台”。“大老坟台”有13个坟头，“二老坟台”有6个坟头，都是砖拱结构。“文革”挖掘时，墓内除铜镜外，没有发现尸骨遗物。

村内家谱记载，永乐二年移民时仅迁入一苗姓先人，至今三十代六百载。令人不解的是，一姓人家为何要建造两个象征原籍先祖的“老坟台”，并且“大老坟台”比“二老坟台”的墓穴多一倍。传说，“大老坟台”中的衣冠墓并非都是苗氏祖先。

明朝政府移民时有许多规定，比如：“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为避免宗族势力对抗政府，规定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一些父子、同姓兄弟在分离时，将一口大锅砸成几瓣，各执一片，以备日后认亲，这就是流传于民间的“打锅牛”。

移民人思乡心切，怀念亲人，但又走不脱，只能在移民区域内走走转转，这样就形成了先迁入者为大，先迁入者为亲的走亲习俗。农闲时，人们携家带口，驱车赶路，聚在一起，拜访最早移民的长者。人们或歌或饮或舞，交流文化，交流习俗，交流感情，交流物资，重拾乡音，倾吐乡愁。久而久之，孕育出建造祭坛，重大节日共同祭祀原籍先祖的意愿。苗家庄村的“大老坟台”13个空墓穴，应当是专门供移民人共同祭祀的13个姓氏的原籍先祖的衣冠墓。

庆幸的是，印证永乐大移民和巨鹿移民营历史史迹的长60米宽30米“大老坟台”遗址，在经过了600年的风雨岁月之后得以保存下来。这对填补巨鹿老漳河生态文化圈移民文化的空白具有非常的意义。在“大老坟台”筹建移民文化公园的时机业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