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良机：百年前日本错过的一次华丽转身

当代日本无疑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民政国家，政党组阁，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动转进，而是太平洋战争、输掉二战后，被美国逼迫进步的结果。

历史没有假设，但结果却未必正确。所以为了寻找历史正确答案，我们不妨对历史进行回想：如果没有美国逼迫，日本当年有没有可能自动转型呢？

回顾历史，日本还真一次这样的机遇：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大正时代。

我们在讲述日本近代史，可以按其政治特征来区分的。也可以按日本纪年区别，如果按日本纪年，近代日本也恰好是三纪。明治、大正、昭和。

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虽然短如樱花，但在日本激动的近代中，它却是最美好的绚丽期。

为什么这么说？大正到底是个怎样年代？

“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

1912 年，日本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对于以天皇为神道之主的日本，有些石破天惊。

但是，其时日本，民主政治的气息确实越来越浓。20世纪20 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蒸蒸日上，俨然东亚之光。早在1918 年9 月就首次产生真正的政党内阁，又在1924 年初步实现议会多数党组阁与政党轮替。1925 年3 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普选法》，堪称亚洲国家民主制的里程碑，与西方国家相比都毫不落后：君主立宪制度的原产国英国，也才刚于七年前1918年实现普选。根据《普选法》，25 岁以上的日本男子一律享有选举权，30 岁以上则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由此前的334万人猛增至1415万人，占日本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极大地扩大了国民民主。

此间，日本还出现了第一个平民首相：原敬。

原敬，姓原名敬，姓和名加起来只有两个字，比通常四个字的日本人名醒目不少。他是日本第19任首相，他的内阁实现了日本历史上两个第一：

第一个“平民”首相。所谓平民，并非是指最底层的草根、农民，而是相对贵族、藩老所说。

原敬出生藩士家臣之家，家庭地位不高，却也不是贫困町商之家，他上学读书当记者、做外交官、创政友会，最后在一战结束时当上首相。其入阁拜相经历，在当时足以震撼朝野。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有18任首相，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到桂太郎、西园寺，首相宝座一直由萨长两藩轮流做，不是军阀就是明治维新元老，其出身无一是平民。真正由这些权贵集团外的“平民”组阁的，原敬是明治以来第一人。

第一个政党内阁。远敬之前，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命，但不对选民和国会负责，只对天皇负责，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内阁成员不一定由国会多数党的成员担任。而原敬组阁，其13名内阁成员，除了必须由军人出任的3人以外，其余10人都是他的政友会成员担任。这在日本政治史上是第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取代了藩阀官僚政权。所以有人说他的组阁，标志着大正民主主义的实现。

为什么原敬会创下日本首相史的两个第一呢？

细品那段历史便知，原敬的“第一”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一战后日本国内环境、世界变化多方作用的结果。

此时日本，奉行的是币原外交。国际形象良好，中日关系也非常良好。

什么是币原外交呢?

所谓币原外交，就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主张的和平外交。币原是除了原敬首相之外，此时日本政坛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大正时代日本对外政策基本得此人确立。

这个币原喜重郎说起来也是很有来头。他是日本大阪府人，上流社会出身。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之四女婿。与日本的一任首相加藤高明是连襟。他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后连任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创造“币原外交”。

“币原外交”的宗旨是：对英美以协调取代对抗，对中国“不干涉内政”。

此时，国际形势也利于日本和平转身。

1918年，一战结束，世界重新确立新秩序。巴黎和会是“分赃”，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则是“立规”。幸运的是，中国作为战胜国，亦在参会之列。会议立了世界新秩序——以《华盛顿条约》为纲的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条约》主要包括三个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前两个条约与中国关系不大，最后那个《九国公约》直接与中国密切相关，《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围绕中国问题签订的。公约的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虽然这次会议中国没有实现完全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也没取得日本那般的世界话语权，但在字面上却争得了平等，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程度提高。

于是，随着《九国公约》的签订，东方世界进入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期。

拉开政党政治大幕的原敬与主张对外和平的币原，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渐进主义者。一个对内渐进民主，对外友善外交的日本，国内外形象相当不错。

随着政治气氛的自由宽松，多元政治还带来日本多元文化之繁荣。此时日本文艺界名人辈出，“大正浪漫”之风盛行。教育界也涌现出一批进步教育家。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

政治文化的进步，必然进一步带动经济繁荣。此时城市化迅速发展。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对于日本未来而言，大正岁月这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日后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留下了绚丽样板。可惜，由于“大日本帝国”宪政的先天不足，这个大正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在短短的十五年过后，走上了背道而驰的另一条歧路。

1921年，平民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遇刺。刺杀原首相的凶手是一名右翼青年，动机是痛恨原敬内阁压制军部。

1927，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罢免币原，亲任首相兼外相。

原敬之死、田中上台标志着日本政党政治的势弱、军部强势抬头，也预示着日本政治及对外关系必然转向。

此时的天皇易主及其全国经济形势也开始不利社会稳定。20 年代末，全球爆发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转入危机，社会维稳困难。1926年即大正15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驾崩。同日，皇太子裕仁亲王继位，改元昭和。裕仁天皇深受军国主义皇室教师杉浦重刚影响，认为日本行王道，可免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余毒。于是，新天皇重振皇室的威严，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军部争取到裕仁支持，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为军部势力膨胀埋下祸根。

本来，随着大正民主风气的蔓延，军队中也在暗潮涌动，大正之风提高了军人们的知识水平，军人对于长官的命令不再盲从。但其独立思考能力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当二三十年代的空前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袭来时，军队里的年轻人惶惑不安，种种灵魂之问拷问着他们：军队到底是谁的军队？百姓困苦，到底是谁的责任？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

军部高层趁势回答了这个问题。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提出：日本军队是工人农民在天皇的领导下为保卫国家而组建的军队，所以必须坚持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种“皇军”论得到全军上下的普遍认同。很快，在民间国师的起哄和军部高层的纵容之下，拥有了先进理论工具的“昭和男儿”便纷纷打起“维护国体”的旗号，对那些追随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各路“逆贼”果断“天诛”，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国民。

 于是，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近代日本的一次自主华丽转身，就这样在暗黑的昭和前时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