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杀身成仁”故事怎不见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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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充满了一些“杀身成仁”的传奇，诸如“刘安杀妻献主”与“张巡食人守城”，前者是猎户刘安，杀自己的老婆给饥饿的“父母官”刘备吃，令“父母官”感动；后者是安史之乱，乱军困城，唐将张巡坚守睢阳城，城中粮绝，于是张巡带头，杀了自己的妻妾和城中三万多妇孺，给守城将士当“军粮”，事后张巡被追封为义士祭祀……

这些“杀身成仁”的故事，其实都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而这些“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人，因为“护主护国有功”，常常被赞为“大义之士”。

从未有人追问：一个连妻子都可以当猪杀的人，还有人性可言吗？不是为了保护百姓生命的“护国”究竟有何用？建立在“泯灭人性”基础上的“大义”即“仁”的真实面目又是什么？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仁道”可谓“人间第一正道”。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仁居首位。孔子的“仁道”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年，其间也出现了各种解释。在有些词条中，“仁道”与“人道”被合并同类项，标明二者“相通”。那么，孔子的“仁道”内涵究竟是什么，“仁道”与“人道”是不是一码事？

 孔子的第一传承人孟子尝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而实际上“仁道”与“人道”是两概念。

关于“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说文》的解释与孔子大同小异，“ 仁，亲也”。根据这两家权威解词，“仁”为“亲爱”之意。如果再具体一点，对“仁”这个象形文字进行拆解，“仁”是指“两个人相互亲近关爱”。这里，有《春初·元命苞》的望文生义：“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而《礼记·经解》给出的拆解是：“上下相亲谓之仁。”

    “上下相亲”——我以为这应该是孔子“仁道”的“正解”。

平心而论，“仁道”的出发点并无不妥——即便在现代文明社会，“两个人相互亲近关爱”也是良俗美德。问题不出在“相亲”，而出在“上下”。“仁”中两人，一大一小，有高有低，上下有别。

显然，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熟知的是“仁道”，而非“人道”。 虽然中国自古也有“人道”这个词汇，“人道”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词汇中，譬如《礼记·丧服小记》云：“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然而，这里的“人道”，其实是“仁道”的通假，与“人道”的真实含义相去甚远。

 《礼》书记载，孔子一边宣讲“仁道”，一边倡导“活人陪葬”，是惨无人道的殉葬坚定支持者，并且他把殉葬视为“礼”的重中之重。

《礼》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

这是孔子的原话，此言体现了他是殉葬制度方面的专家。“八翣”、“六翣”、“四翣”就是指殉葬的妻妾和侍女数目。

杀人献祭和活人殉葬本是古老的野蛮礼数，而孔子携《周礼》把正规化了。

对血淋淋的殉葬，孔子不仅赞美其“礼”，而且竟认为这是“仁道”一部分：“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涌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不飨之礼，不足以大旅（旅酬六尸），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

  当有人提出用木偶代替活人殉葬，孔子坚决反对，《孟子》记载：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话不是反对殉葬，而是咒骂用俑来陪葬的人：用木头代替活人糊弄死去祖先，是要断子绝孙的！

 如此无情的仁道，其“人性”在哪里呢？

 可见，“仁道”与“人道”不仅相去甚远，而且与后来世界唱响的“人道主义”更不是一回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从哲学的角度把人道主义系统化，理论化，六字以敝之：“自由、平等、博爱”。

而受教孔子“仁道”人，最无“自由”“平等”意识可言，百姓是“被训化的奴”，而非“平等的人”。 如此“仁道”，中国封建君主后来心领神会，那是圣人为他们“做稳天子”着想，被此洗脑的人，不会“作乱犯上”。 

历史上刘安、张巡之类的所谓“义士”，泯灭人性践行“仁道”，其目的也无非是为君主肝脑涂地、看家护院，其精神本质与大写的“人”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