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著《谁主东洋》选载55  

    日本国学大师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近代日本，有两个著名“国粹卫士 ”——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他们都是政教合一式人物，既是学者，又关心政治。在明治维新二十年之际，即1888年，他们以政论家身份组建日本政教社，创办《日本人》杂志，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粹主义”。

      与大清帝国辜鸿铭式的盲目排外“国学家”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日本师从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对浅薄却占据主流地位的全面欧化主义提出异议，提出“日本应成为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的主张。也就是说，日本应该实行先进的西方体制，但是不能因此牺牲日本固有的文化。

　   在名著《真善美日本人》中，三宅雪岭意在“以日本历史、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来展现日本人的姿态和气概”，力图唤醒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自惭形秽、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日本人的自觉。

     这就是日本国学家的“独特”之处。但凡持文化保守主义者必言保存国粹，而三宅雪岭主张的国粹主义却并非狭隘排外的文化保守主义。“余辈或言国粹助长，或言国粹彰显，并非要维固守旧物。”“即便是日本固有的风俗、日本独特的习惯以及制度、国产物，如果不适于今日国家的发展，都可以破除之。文明方面如果不利于同泰西诸邦比肩驱驰，则尽可舍弃，岂能留恋旧物而误国家千万年之大计。”

     可见，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文明论是站在理性的合理主义的角度，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取舍标准，强调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协调。

    三宅雪岭主张重新认识亚洲传统文化的价值，强调日本要成为亚洲的文化领袖，为世界文化做贡献。而志贺重昂的思想与三宅雪岭形成非常好的互补。他在考察了东南亚国家后，特别警告日本，莫要走东南亚国家“东施效颦”的老路。《南洋时事》是志贺重昂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志贺重昂以南洋土著人在欧美列强的势力扩张下所遭遇的“失去自我”的悲惨命运为鉴，强烈主张日本应依据生物进化的根本法则，保存本民族的势力和“固有禀赋”，以维护日本的独立，而不能一味地崇拜和迷信西洋，以免重蹈南洋土著人的覆辙。

     世所共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崛起，但不知崛起过程中也有过如何西学的严重纠结。在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国家大校长”指导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是近代日本发展的大背景，然而西化到了一定阶段，日本也出现有别于福泽谕吉的三宅雪岭类“国粹卫士”。

   从日本“门罗”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使得日本在明治、大正时期能够保持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平衡，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清末民初，大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个西化国家，但是同时又不否认，日本是东亚国家中保持东方文化传统最好的国家。在进化中保持国学，和以国学抵抗进化，这是清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端的不同表现，也自然得出了两种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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