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哪些人不适合当记者？

      记者节又到了，感觉此节对记者而言，有点像“老太太过年”，渐趋寡淡。

     今年节日气氛甚至有些尴尬。因为距离这个节日不远，随着各项舆论阵地整治行动的加强，“记者出事”的新闻层出不穷，“无冕之王”的称谓及其光环大不如前，日渐黯淡……

      毋须讳言，当前这个人群与政府官员、学校老师、医院医生一样，出现了一些“败类”。但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糟透了”“良心全坏了”，正如贪官层出不穷，而“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描述一样，记者队伍以此类推，也应该“绝大多数”是好人。

    这并非因为自己也“身在此山中”而“自圆其说”。而是我深深了解本行业人员的组成——最起码，天生“败类”确是极少数人。

    空口无凭，借此节日机会，好好摆一摆此行当的人员成分。

    当前中国记者的人员组成，带着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在转型过程中组成的行业人员，有着多元和极其不稳定性，甚至在人员素质和收入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人群。

    从文化上论，“公知”有之，但亦有高中以上学历都“虚拟”的人。

    从收入上看，穷人不少，但亦有一夜就“挣”五十万的“暴发户”。

    无论是何类人，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他们的基础目标大约是一样——这是个饭碗。其次，才涉及到“理想”与“操守”。

   在一个物质主义至上社会，如果天天处于基本目标都没实现的焦虑中，“理想”与“操守”就会显得“务虚”而可能被“戒掉”。或者说，对后入此门、临时抱佛脚、等米下锅的人群而言，那些东西“与生”就没“俱来”。而出事的记者，大多都出现在这类人群中。

    “出事的记者”中，再细分类，多集中“调查记者”人群。从胆识区分，在这个人群中，有“有识无胆”的书生文人，亦有“无识有胆”的社会闲散人。这两种人“创收”标准和手段会大相径庭。前者多以发稿为目的，后者则以发稿为手段。

     那些排斥此类记者的政企心态大同小异，他们把唱赞歌的称为“正面报道”，舆论监督的称为“负面报道”，以此区别“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然后是区别对待的“猎枪与美酒”。在产生这个区别对待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负面”的东西，是否存在。

   不能排除、亦无法否认，那些只监督不报道的“调查记者”与“问题政企”成了朋友，这无疑加大了腐败成本——问题继续加剧存在；而以作品证明自身价值的记者，无法与他们截然分开。于是，他们的语境和风险，一起起了变化：一个变小，一个变大。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目前记者出现的问题，跟人员组成关系甚大，但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习惯性捂盖子”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彻底。很多新闻媒体处于“半官半民”、“半事（业）半企（业）”的“转而未型”中。再加上记者准入制“一刀切”加“形式主义”，基本没起到门槛作用，所以，这个行当的人员鱼龙混杂，浑水摸鱼有机可乘，无法达到“纯职业化”。   

    长远来看，媒体的市场化与记者的职业化乃大势所趋，两种不适合当记者人群迟早要被大浪淘沙：一是非文化人；二是想通过记者身份发财的人。一个连文章标题都写错别字的人就不要搅合这个行当了；另外，不是说干记者注定清贫，一个日趋成熟的记者凭稿费可以渐得体面收入，人到中年时达到中产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但如果总想“挣快钱”，“大捞一把”，估计就离“邪路”不远了。

  最后，不唱高调，意在自省，仿黄埔军校送全国25万同事一幅“记者门联”——

              暴富发财请寻他处，无知无良莫入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