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集中营”里藏着什么“青云之志”?
无论中国官员如何叫苦“当官风险”,但是中国的“公务员热”自本世纪以来有增无减,今年又出现了“1886名学士争考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的盛况。
这些学子们明知此去“炮灰集中营”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奋不顾身苦读备考、撞仕途大运?
在诸多关注此象的媒体中,主播评论员发出很多“不解”质疑:公务员也压力山大,未必是稳定的铁饭碗了,何必痴迷若此?
依我看来,质疑者这纯属“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门外汉之见”。
看赌的人永远理解不了参赌者的渴望——对于一个官本位国家,还有什么赌场比“官场”更诱惑人呢?那是一个安乐窝,进到里边,一切都是现成的;进不去,则一切都是零开始。
全得或全失,尽在一考中,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中国青年学子前赴后继当炮灰了。
这种状况,与两千年中国古代书生的“科举心态”并无本质不同。要想让现代学子转变心态,就得从社会资源及阶层利益再分配考究。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一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大家都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官员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机会少,不靠当官而从事其他产业发财的机会就更少。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当官机会,而且只有当官才能发财和发展,那么人人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在官官相争中,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惨烈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
虽然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个市场经济社会,人人似乎都与生意结缘,但这个经济社会,还是有些与世不同。现代中国从产业结构上脱离“农业国”,但是从上层建筑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管理结构依然占据很大比重。国家经济的最大特点,依然是“政府垄断”。政府掌握着最好的社会资源,无论你从事什么生意,如果跟政府搞不上、搞不好关系,则很难拿到壮大生意的“通关文牒”,只能游离于社会边缘。
那么,如何跟政府搞上关系搞好关系呢?最佳捷径,是本家族的人“打入”政府内部。古时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是“朝中有人好发财”。这已经成为中国学子前赴后继考官的新动力、又一推手。
当人人处于发财的焦虑中,那么“考官”则不仅事关个人前程,而且还与一个家族的家业息息相关。所以,即便本家族倾其所有,也要千方百计扶持家中一个“出息后生”考官的。
如是,中国学子的考官热“不退反烧”的内因就不难理解了。那可是一个家族产业的“希望之星”。
中国学子的官场热情恐怕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曾经是东方国家的共性,同为东方国家,中国近邻日本百年前也曾拥有过如此狂热,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如此评价那样的时代: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把日本青年从这种迷信中唤醒,使之懂得独立的本义。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现行日本钱币最高面额1万日元大钞正面,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 而日本人之所以如此肯定他,是因为他成功改变了日本的世道人心。正因为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才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并不是“穿鞋的规劝光脚的”空洞说教者。在不做官上,他以身作则。他是明治维新的精神教父。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是杯子,人心则是水质。立志改变水质的福泽谕吉们百年前努力如今已在日本成效卓然。
百年后的东瀛学子,已无当官的狂热。近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日本青年“不想当官”者居多,这倒不是他们全都拥有福泽一样的思想境界,而主要因为日本官场不好混,官员必须干练,责任大且要讨好选民,大多日本青年人崇尚自由,他们不想“牺牲自我”。
而今日中国学子的国考“炮灰集中营”里,却依然包藏着古老的青云之志,“豢养”及“寄生”心态杂陈其中,“独立生存”和“活出自我”往往是“不第”后的无奈选择。
击浊需扬清,革故要鼎新。总之对于中国青年考官热,与其埋怨“朝阳”羡慕“夕阳”、迷信官场,不如探究怎样的革变才能打破泱泱大国千年“官本位”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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