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时代”为何比东方来得早？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即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有一句对东方人的“盖棺评语”：

“东方人天生具有奴性，使他们对压迫自己的专制政治既不反抗也不抱怨”。

 这段评价令东方人蒙羞两千多年。客观看这句评语，亚里士多德只说对了一半，东方人的奴性的确比西方人严重，但如果说是天生的，这显然是偏见。

 谁的奴性是天生的？这个问题就像说——“女人生来就想做妓”一样不可理喻，百分之九十九的妓女都是穷人家孩子出身，因为穷，所以被迫做了“性服务工作者”。当然，穷人还可以有多种不干此行的选择，甚至“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但那不是所有底层女人都能做到的，究其“贱”根，还是落在一个“穷”字。

 奴性亦然。哪个东方人生来就不想活得有尊严？因为专制君主无缝压迫、不容臣民有一丝“人的想法”空间。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便没有了“做人的想象力”，剩下的就只能琢磨“奴才的情趣”了。

亚里士多德怪东方人不争气，他可能是预见了两千年以后，在“摆脱奴时代”上，西方注定比东方先走一步。

 事实的确如此，13世纪—16世纪，欧洲迎来“文艺复兴”运动，引领这场运动的意大利“三杰”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在黑夜中歌颂黎明，寻求人的独立自由。推动西方由“奴时代”过渡到“人时代”。

此时东方中国恰是大明王朝统治期。不能说这时中国一个“但丁”也没有，16世纪下半叶的万历年间，这里也出现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家李贽，他与西方“三杰”一样，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然而，这个东方思想家的命运却与西方“三杰”很大不同。

虽然西方“三杰”也遭到统治者迫害——但丁遭受放逐，但他在流放途中，“不愁没有面包吃”。而李贽与但丁相比，惨不忍睹——他以古稀之龄，死于牢中割喉。

“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这是但丁在流放期间，面对教会的威胁利诱，毫不妥协的慷慨陈词。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但丁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佐证了西方统治者的专制空间并非铁板一块。

所以，但丁的流亡没有沉沦和毁灭，而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那么，到底是谁，敢冒大不韪，为被教父污为“巫师”的但丁提供“面包”？

这得感谢城邦民主的好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被放逐时，但丁往返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居住，有的记载他甚至去过法国巴黎。那里的人们可以不买教皇的账，他们也没有被教皇的恐吓吓倒，所以间或有对但丁这个“巫师”的同情和接济。 

虽然在流亡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人不断为但丁提供面包，他的名作《神曲》也得以在“不愁面包”中出笼，神曲对教皇揶揄嘲笑，对自己所爱的人尽情歌颂。

文艺复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下来，并形成了“阳光效应”。正因为西方整体环境对思想者的相对宽容，所以才造就了永垂不朽的但丁。

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国却还陷在对“邪士”李贽的诛伐中。

由此也可以说，“不变的奴时代”与“伟大的人时代”，是东西文明拉开差距的主标志。而东方人的奴性，无疑是在重复“李贽式命运”中被人为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