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本当以“让事实说话”为宗旨的记者,被迫满脑子想的是“经营”,那么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会保持纯洁性?
是什么让记者失去了纯洁性?
最近中央台报道全国打非办打击假记者的专项行动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新闻从业人员考试也拉开帷幕。新闻出版署的系列动作明确地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记者准入制与清理记者门户齐头并进,将成为长期任务。
然而,准入制与清理门户真的能使记者队伍纯洁起来吗?记者失去纯洁的关键,是因为素质还是另有泛市场化的体制因素?
记者准入制的实施,无疑使记者的门槛升高,门槛一高,整体素质也就必然上升。这对于媒体受众而言,应该是件幸事,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人们对“无冕之王”的期望值是超乎寻常的。许多正常领域不正常的作为,人们都希望媒体介入“立竿见影”。倘若他们接触的记者的素质大多“不过如此”,那么久而久之,媒体的声望也就必然下降。
早在记者训考消息发布之日时,即有报章鼓与呼,在素质提升之外,以为“靠证浑水摸鱼”的事情有望绝迹。而据此番亦有幸训考的笔者一路观察下来,认为素质提升多有可能,而“一朝证在手不再浑水留”的理想状态还需训考之外、以规范而透明的行业管理配合“清理门户”才行。
无论任何领域的任何训考,大多能够考出的是知识,却未必可考出道德与世风。也就是说,训考只是教育手段的一种,并不能约束所有客观事实中的必须切实履行。教育的最大效果,是建立于人的自律基础之上。而综观官场腐败路上的前赴后继,深知若无一个使其不能为所欲为的制度环境产生,则自律也无异于冰上累卵,相当靠不住。就像前北京某电视台记者两次敲诈同一采访对象的丑闻,同行大多为他的贪而叹,还是为他的傻而笑呢?
任何国家任何领域出现败类均不足为奇,但当美英大牌记者也时常被开的新闻传来时,我们切实感到对行业的透明与规范对于保持媒体队伍相对纯洁是何等重要,当某些媒体已将网罗的掮客冠之以
“经营记者”的大名时,这匪夷所思的称号下又如何少得了暗箱操作下的藏污纳垢!
记者行当一般以青年居多,青年自然象征着未来与希望。当然谁也不能说“经营者”就不能成为记者,但如果一个本当以“让事实说话”的记者满脑子想的是“软广告“,那么这样的青年群落就必然多了浮躁的“商人伎俩”而少了空谷足音的
“人文精神”,这正是一件“患未来”的大事情。
正值“战国时代”的内地传媒业,急需一场匡正道德的体制洗礼,来洗刷不时泛起的“经营”暗流。
一个媒体的希望与无望,当然离不开“发行”与“广告”指数,但如果为了上述工作的“成果”而不择手段,甚至在采编队伍中“经营公开化”,那么这个媒体短视之后离短命的下场还会远吗?
媒体虽可视为产业的一种,但是它又具有它的特殊性。一个充满希望的媒体,社会效益必然与经济效益并行,可以肯定,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只认“经营”的媒体,不仅难以做大,且早晚会因道德水准的低下而步“东周刊”之后尘。
某些不正当交易虽是个别记者所为,但却使我们全体新闻从业人员蒙受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多新闻从业人员也是媒体缺失监督的受害者。
在炙手可热的传媒时代,如何从体制上改变媒体泛经营化,谁来制约泛经营化愈现刻不容缓。必须从体制上确保采编与经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庶几,则记者的纯洁性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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