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决定了他们从不向弱者谢罪

“七·七事变”69周年祭：

            不要充当历史的麻木看客                  

“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九年，但是，受害同胞民间赔偿问题依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当我们的同胞在日本的法院“撞了南墙”之后，让日本“端正认识”的劝戒此起彼伏。大致的说辞不外乎拿日本与德国的战后表现对比，以至反问日本：如此冷漠对待受害国家及其人民，会赢得他们的真正宽恕与同情吗？

　同为华夏子孙，又算是学过多年这个一衣带水邻国“语言文化”的笔者，每每看到旧伤痕上又添的新伤痕，每每听到同胞那些诘问，其实悲愤之后更多涌起的是辛酸。

 这种辛酸来自对同胞诘问的无力与日本凡此种种之举的“必然性”的认定。

在日本不肯谢罪的前后，隐含着两种背景。一种是文化背景，即武士文化的影响。武士文化对日本大和民族影响深厚。它讲究好勇斗狠、顽梗不化、服膺强者、凌视弱者。若技不如人则虚心求教，一旦强大，则野心勃勃，试图扩张。它将荣辱看作比生命还重要，要脸不要命，直到死不认罪。  

 另一种就是国力背景。毫无疑问，日本现在是公认的一时很难动摇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且经济及军事实力尚有雪藏。而经济力量往往决定政治地位及军事野心，以能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占领占据亚洲唯一一席的强大经济实力，他们走向世界的“脱亚”情结将愈演愈烈。

　由此可见，日本藐视亚洲(大多是昔日受害国)招魂军国不足为奇。它既有武士文化死不服输思想作祟，更有重新崛起后的有恃无恐！

　而所谓右翼分子的猖獗，又是与政府的纵容和一定的民众情绪一脉相承(长谷川弘一递来的帖子曾记否？帖子中声称：中国人比他想像的还要低劣，根本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三者之间决不能截然分开。日本从来不重视弱者的意愿，对他们眼中如此定格的中国人，他们又何需在乎“宽恕”与“尊重”？

　从日本媒体对中国民间索赔不以为然的表现中，从日本政府轻慢的应对中，从钓鱼岛上的灯塔和太阳旗中，从小泉首相肆无忌惮地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态度中——我们早就该有个清醒的认识——日本的屠刀不是它放下的而是别人夺下的，别指望它立地成佛！

　中国民间索赔是一面镜鉴，照出我们这个国家在日本政府及其公众心目中的真正位置，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考查国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是向来缺少“霸气”的民族。我们总是等到别人来打我们时才“被迫”还击。

     历史上，小国击败大国的例子，并不罕见。其原因无非是小国虽小却很强，大国虽大却很弱。20世纪中叶，我们就“有幸”成为这方面的反面教材，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警示。而我们这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泱泱大国之所以被弹丸小国打得遍体鳞伤，除了科技落后外，更为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败落造成的一盘散沙！

      中国推翻帝制第一人孙中山先生曾经痛心地指出：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族精神的涣散。涣散的精神力足以成为一个民族致命弱点。

 一个民族，倘有精神虚弱的传统，则无一例外地会影响到本民族的每个人。

  69年前，日本军国者在看中我们这块土地的同时，也看出我们民族精神的弱点，才敢于“以小犯大”，发动那场旨在灭亡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

   中国现在当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分落后、十分贫弱的中国了，但是我们仍旧不是一个工业强国，仍旧同西方国家及日本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深刻的危机感，那么21世纪的中国还会承受来自这个“友邦”更多的刺伤。

  到那时，我们难道还要用“抗议”徒呼奈何？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清醒现在，不要将灾难忘得太快，更不要充当历史的麻木看客。

  60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有两段话振聋发聩，应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所牢记--

“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怯懦。”

“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