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的“慈善成本”
我曾在一家公益类报社停留过一年，这家报社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群穷人在热火朝天地搞着中国的慈善事业，而这群人本身未必不需要救济。
当一个穷人倾其所有行善时，他的行善成本是巨大的，但他的善举却不一定作用巨大，于是也很难将公益事业做大，更难引起人们的感动与注意。当一个亿万富豪拿出总财富百分之一来行善时，他一定会引起万众瞩目。这是总量所决出的通常效应。
对比“国际惯例”，中国富豪的“慈善成本”是高是低由此一目了然。美国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每年拿出将近一半的利润搞公益事业，中国的富豪其横向之比难以匹敌。这倒充分说明了一个现实行善的形势，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富豪要倾尽全力搞公益，才能博得“善人”美名，其“慈善成本”何其高也；而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富豪只要拿出个位的百分比财富，就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美名，其“慈善成本”何其低。
成本低，获得评价高，现实行善的形势如此之好。如果就是这样，中国富豪依然不能令社会满意，那么在公众面前，是否就说不过去了？由中国富豪的“慈善成本”，想到政府官员的“做人成本”，其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地方官员一旦下到基层深居简出，肯与农民握手谈心，便会博得“平易近人”的赞誉。而农民兄弟可是天天在那样的居所中生活，天天操着长满双茧的粗手，谁又为他们的“平易”所感动过呢？农民起早贪黑艰辛耕作，那是“尽本分”，而官员只要为官不贪就会得到特别的“廉政嘉许”，这其中的做人成本账，又是怎样一种算法？农民做人成本之高，官员做人成本之低，令人生出感叹的同时，亦是对官员的鞭醒：如此之低的做人成本，再不令人满意，岂不汗颜无地乎？！
当然，中国富豪的“慈善成本”如此之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却如此之不尽如人意，内中的症因也有发人深省之处。成本低，应该事业易蓬勃发展才对。中国公益事业，本是一石可激千层浪的壮观，它一点也不高不可攀，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富豪们在成本低的大事业上还有些缩手缩脚？你可以指责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重，也可以认定他们的综合素质还不够高，甚至质问他们的做人觉悟哪去了，但这些指责与质问并不能真正解决公益低水平的社会难题。
我们应该从时代的高度看待公益水平的高低：
一项成本低、社会效益产出大的事业，对“投资者”本人的回报有几许？是否也大得足以令他们满意？公益慈善事业并不完全等于绝对的奉献，它应该是一项能给“投资者”个人也能产出可良性循环效应的项目。所以说，必须要拥有鼓励“投资者”“慈善利人又利已”的制度保障，否则就不足以“双赢”与“多赢”。在美国，行善的富豪可以得到巨大的免税优惠，而一个籽也不奉献的“守财奴”将缴纳巨额税费。所以与其巨额交税，不如捐钱免税博得赞誉——这是“比尔·盖茨们”的普遍心理。
找对路，才会有出路。“穷人闪开、富豪来也”应成为社会“善举”的主流标志，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矛盾，保障各阶层利益。改变中国慈善事业低水平中长期徘徊现状，必须推动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低成本”、“高产出”的回报。让中国的富豪们来做这个“低成本”项目的主角，或许才是真正洞开中国善举“芝麻开门”的灵验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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