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辣椒，好像没人说贵州。但我关于贵州，却有两次大辣特辣的遭遇。
1984年第一次到贵阳，参加会议，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在省文联招待我们的宴会上，贵州文联的一位同志坐在我旁边，谈笑甚洽。席上，按贵州规矩，摆放了几个小布碟，每个小碟里放六个很小，但依然很绿很绿的小辣椒。主人介绍：这是贵州有名的朝天椒，非常辣的。他看看我，说道：“小李啊，你从北京来的，怕是吃不得辣吧。”我说：“是啊，在北京是不大敢吃辣。”于是他开始和我打赌，说：“这个辣椒是贵阳最辣的辣椒，如果你敢吃一个，我就喝一杯酒。”桌上摆的是筑春酒，度数也是相当高的（注：那时还没有勾兑酒）。我做出一幅很畏难却又不愿放过这次机会的模样，看了看大家，说：“别让您喝不好酒，那我就豁出去拼一拼啦。”，我又“一、二、三、四”地数起来，“盘子里有六个辣椒，我吃一个辣椒您喝一杯酒？服务员，请你拿六个杯子来。”杯子拿过来了，我又说：“桌上各位，请大家帮忙做个证啊。吃一个辣椒，这位老哥喝一杯酒。”满桌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自己心里也没把握，不晓这朝天椒能辣到何种程度，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起头皮继续做下去。于是，我一口一个，一口气把六个朝天椒吃了下去。
结果，当然是对方也要把六杯筑春喝了下去。
喝完了，我微笑着说：“不知道您喝好没？我再来一碟朝天椒？”
对方只好告饶。
今天已经不记得那辣椒究竟有多辣，但所以能吃下去，第一，我有一半的四川血统，从小吃辣椒也是经过锻炼的；第二，贵州四月的天气仍然阴湿，房内没有取暖设备，吃辣椒可以有效驱驱寒气。所以我想，这后一个原因才是我真的能吃下6个朝天椒的原因。
第二次辣是1998年。
我的一个来自遵义的学生，寒假回来，带来四大罐辣椒酱，红红的，煞是可爱。2月的北京，宿舍里还有暖气，因为怕受热变质，辣椒酱不敢放在宿舍里，但又没有其他地方可放，她正和我女儿同班且同宿舍，于是就托我女儿放到我家的冰箱里，吃完一罐拿一罐，计划一个月吃完一罐。拿来的时候她让女儿告诉我：“李老师，您要爱吃，您就开一罐。”有她的话，一天中午就真的打开一罐。女儿说：“她吃辣椒好凶，食堂打回饭来也不用菜，一勺辣椒酱拌下去，白米饭全成红色。”于是，我也学她的样子，但只用筷子稍稍地挑了一点，放进饭里——结果呢？辣得我这碗饭一点没能吃——实在太辣了，这也证明我第一次敢吃贵州的辣，的确是因为气候环境的关系。
近日在贵州要进行一个30集的电视剧工作，将会再有机会多次去贵州，是不是又该进行一次新的辣椒之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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