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眼中的古代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喜爱的文体之一，早在《庄子·外物》中就提到“小说”，但他的所指与后世小说差异很大，倒颇有点野史传言即后世笔记一类的性质。与他不算久远的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列出小说十五家，内容也相当杂博，把琐闻、杂记、考证、辨订等后世称为笔记的，都归入进来。宋代以后，虽然“小说”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范围，但不少文人还坚持使用广义的“小说”概念，如明人编纂《五朝小说》，将《齐民要术》、《古画品录》、《禽经》等农书杂书都收了进来；另外，如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多记见闻杂录，并多予以考证，卢见曾说它是“说部（即‘小说’）之佳者”（《封氏闻见记·卢序》），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专以读书的笔记，也被阎若璩归入“说部”。明人胡应麟把小说分为六类：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丙部《九流绪论》下）

        这些看法，为文学史家尤其是小说研究家们不赞同，以为包含太广、收容太多，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但对民俗学家而言，倒真的是一件喜事！即如胡应麟所列举的六类，每一类都是民俗学绝好的研究材料，其中都有丰富的民俗内容。即使是属于考据辨证一类的笔记，也往往可以从中探知一些民俗的消息，或是当事人对某种民俗事象的观点看法。例如清代康熙时高士奇的《天禄识余》卷下“剪柳”一条说：

        永乐时，禁中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也。以勃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为射柳。

这是一条关于明代永乐年间京都清明端午的民间游艺的材料，相当珍贵，因为光从“射柳”的名称上来看，是无法看出所以的。另外一本好发议论的笔记《蓉槎蠡说》（清·程哲）卷五由《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谈起的一条说：

    颜师古注，朔妻名细君。 今泛称人妻，误矣。乌孙公主亦名细君。汉樊崇字细君， 唐博士细君，则姓与名耳。今人不曾读书，随声附和。误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内人，丧制未终夺情曰起复。今服阕曰起复，呼妻为内人，可乎不可？

这类考辨分析了一些俗语的来历和民间的误传。首先俗语属于民间语言，本来就是民俗的组成内容。其次，作者的考辨属于作者的主观分析，俗语更表现出语言约定俗成的一面，“细君”与“内人”的说法，程哲的分析是不是科学、严谨，也给民俗语言的研究提供了课题。当然，文人笔记中也有一些关于具体任务或具体事件的说法，似乎与民俗无关，但进而思考，这些事件或者人物，可能是他亲眼所见或直接接触，也可能是他听别人传言而记载或者见到某部不易得到的古书抄录下来；后者应属于民俗中“传说”的范畴，前者则可以分析他所以要传播它的动机，以及他传播之后的效果，也属于民俗学中“传说研究”的内容。即便如胡应麟所分类中的“箴规”部分，也属于社会组织民俗的内容。文人笔记真是民俗研究的一个材料的宝库！在实践中，民俗学者的确重视对笔记材料的使用，如本书引子部分对四大故事材料的发掘，基本都是来自笔记材料。可惜民俗学者还没有开展对中国历来笔记的大规模整理工作，我想甚至有可能在文艺民俗学的领域里设置一个“笔记小说民俗学”的分支，弥补历来将笔记小说视为“小道”的遗憾。

当然，笔记小说也是有缺点的，它的最大毛病在于散漫。它们大都是文人如写日记一样信手记下，零零碎碎、枝枝节节，归纳查找困难，即使属于考辨之类，也往往只凭记忆，常有脱漏错讹之处。至于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的作者都是封建士大夫，所以出发点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诬蔑起义人民、诋毁进步人士，内容则充满神怪迷信、荒诞不经的看法，却不应该是我们研究和使用材料的障碍，观点是作者的，材料是需要考证的，即使是神怪荒诞，民俗研究也能从中分析出符合科学世界观的结论来，所以没有必要先用一些主观的限定束缚自己。

（待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