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者输”与“输者赢”

（此文写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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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了。在中国，我们叫他“乘鹤远去”。我颇感动于这一中国隐喻的形象化力量，对于一个思想家，肉体化为了灰烬，灵魂、精神和思想却自由地迎风飞扬，如乘鹤扶摇，在此后无尽的世纪里振翮远行。

那是令人向往的。

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西南部贝恩亚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庄。50年代初来到巴黎，进入举世闻名的思想家的摇篮——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曾提出“文化场域”与“文化资本”的理论，通俗地解释说，文化场域是指每一种特定层面特定内涵的文化都有其所适用的界域或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主导，叫做惯习。圈子内外面对同一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文学/文化批评中，学院派与“后知识分子”就有很大不同。

1.文化场域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场域是通过社会中的有效位置的分配、文化资本的分布而得以建构的，同时也是通过占据这些地位的行动者的资源和权利而得以建构的。比如已有的文学的艺术的和学术的经典，和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学问家构成了文学场域、艺术场域或学术场域的基本界域、存在方式和主体内容。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与艺术流派，构成了纯艺术的有限生产场域；社会化大众化的通俗流行艺术则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场域。场域更新发展的动力是这些地位（位置）——主导权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常常通过传统权威与创新欲望之间的冲突，通过地位的竞争而表现出来。

行动者在场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地位，这种位置的占有既可以指外在的（政治的）站位（占有位置），也可以指内在的（风格的）站位。地位占有的空间只能被定义为与其他可能的地位占有有着相对的差异的立场系统。当然位置占有者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位置。这些行动者为争取获得特定场域特有的利益与资源的控制权而参与竞争。

不同场域中的利益与资源是不同的。经济场域中的利益就更多的是金钱的物质的利益。但场域中的利益与资源并不都是物质性的，而且行动者之间的竞争（这是场域不变的特点）也并不都是基于市场化的有意识的策划、算计，像文学场域中的竞争就常常更关注的是文学界的承认，学术界更关注的是受任圣职、获得学术声望，赢得权威性。在布尔迪厄所说的有限生产的亚场域中就是如此——有限生产就不是以大规模的的市场为目标的生产，而往往是以“圣职”（关键教职）的获任与学术声望为基础的。这种文化权威是纯粹象征性的，它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自身经济资本的不断增长。这样，布尔迪厄就发展出了以不同的资本形式（它们不能还原为经济资本）为基础的符号权力（象征权力）的概念，以作为它的实践理论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个文化场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的主导范式都随着权威的移易而发生变化，其边界也随着新的变化而移动。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争论构成了文化场域变化的辩证法。这个过程也就是形式主义说的传统的习惯化与反传统的陌生化之间的较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传统的常规化与反传统的反常规化的过程：他说，“使工作得以进行下去的过程是行动者之间斗争的产物。”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依据于场域内成员之间的对立、竞争和交融。
    布尔迪厄又提出位置占有的空间与场域中的位置空间之间具有对应性的观点，因而不同的位置占有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建构了对于后者的结构的特定的表达。比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这个时代的学术权威确定了这一时代某一学术领域的基本结构，并确定了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和它在各个领域间关系中的地位。从而确定了此一时代此一场域的特征。位置与位置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体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定位）以及他们的游戏感得到展示和确立的。行动者的策略是把地位与地位的占有聚合为一的一种功能。布尔迪厄在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分析中表明，人物长久形成的惯习如何形构了他们的游戏定向、争论定向以及维持或扩大其资本的定向。这就是说，这一位置上站着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场域结构和场域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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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个亚场域

布尔迪厄认为，从广义上讲，文化场域的构成包括两个亚场域，这就是有限生产的场域与大规模生产的场域。所谓有限生产的场域通俗地解释就是人们常说的学术圈、艺术圈。它由学术研究者或艺术家等专业工作者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英艺术、高雅艺术的东西，如经典音乐与严肃文学就属于这种场域。这个场域有它自身的运行法则、对话方式、价值尺度与评判标准。艺术家、学术研究者以其长期的艺术或学术训练进入这个“场”。进入“场”，就获得一种“场效应”：专业话语、对话语境和交互碰撞。所谓“知音善赏”，“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这种情形。这个“圈子”有其自身的价值尺度，其学术、艺术的竞争不以经济利益的高下为判定的标准，高雅艺术往往是赔本的买卖，没有什么经济效益；也不以圈外的社会知名度为依据——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不一定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或轰动效应，而是以自身的学术、艺术成果对本学科或本类艺术的推动和贡献来确认的。这种“利益”或“利润”是高度象征性的，如作为权威被认可，获任重要学术职位（如皇家学院成员），获得高度的艺术或学术声望。在这里，经济的利益对某些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来说，通常被置之一旁，至少在利益考虑中退居次席。而权威的竞争被放在首要位置。

学术权威或艺术权威在文化场域中所达到的权威度，即其话语在相应圈子中的认可程度在文化生产场域的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一个学术人在圈子内的认可程度，是根据他在学术圈或艺术圈所获得的超功利的象征“利润”而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场域的有限生产亚场域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信仰的世界。同时，这个亚场域又是“创造性作品（工作）的空间”，这里的“生产”是一种“为着生产者而进行的生产”，是专业范围内同行间的竞争活动。它又是一个专业的世界，创意的世界、不断创新的世界。这个亚场域的产品的象征权利通过一个巨大的社会机构——包括进入文学史、艺术史，成为经典（成为权威教本或模式），或者经由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教育系统、艺术表演中心等等——而得到确认。

另一个亚场域——大规模生产的场域是指通常说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广大领域，它由巨大而拥有成熟运营法则的文化产业来维持，它的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化原则是经济资本扩张或利润“底线”，也就是说，它追求利润最大化。它的趋利的本性决定它对于时尚、市场的追逐，对于受众数量的依赖。曲高和寡，这使它对于高级艺术形式的革新往往不太积极，对于正统经典的某种叛离。当然它在尝试翻新花样的时候常常借助有限生产场域的创造或创意。  

这个场域也有它的游戏规则，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由现代传媒建立的明星制构成了这一场域的主导游戏法则。这就是选择、包装、推出大众明星，遵循浪潮化的时尚运作程序，大批量复制的现代技术手段，平面化、拼贴化的艺术创作方式，来达到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社会目标。明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权威”与中心，流行与否是其文化最根本的价值体现。个人喜好是其最根本的评价标准，（但这种个人喜好恰恰是跟从或受制于时尚的），而传媒的筹划与抄作，是其是否成功的关键。

这两个相互区隔的亚场域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交叉、相互认同，构成了文化场域的基本结构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3. 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

经济场域以经济资本的运作为其主导形式。文化场域则以文化资本的运作为其主导。在《区隔》中，布尔迪厄详尽地研究了文化资本，把它界定为一种知识的形式，一种符码或认识的获取。这种认识的获取为行动者装备了感受和破译文化关系与文化制造品的能力。“一部艺术品只对那些拥有文化能力——能将文化产品符码化的符码——的人才是有意义的。”对于这一符码（文化资本）的获取要通过长期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家庭教育、日常学习、社会教育和机构教育的教学行为。

广义的文化资本包括两种资本，这就是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如前已述，象征资本是指某人所积累的威望、圣职授任、名声、获得荣誉的程度等等，它是以知识与承认之间的辨证关系为基础的。比如，学术资本来自正规的教育，并可通过学位与文凭加以衡量。语言资本则是行动者的语言能力，这种语言能力是在与特定的语言运用市场——其中常常带有不被识别的权力关系——的关系中得到衡量。文化资本则涉及文化知识、文化能力和文化定位的形式。在这个场域中，竞争的利益是高度象征性的，包括权威、圣职和艺术声望，这是为了生产者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中的经济的利益通常被否认或忽略（至少在艺术家本人是这样），而权威的等级是建立在不同的象征利润（即超功利的“利润”）的基础上的。

一个特殊的活动领域的自主性程度是通过其抵御外在决定力量的能力以及它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遵从象征资本的特殊形式统治的特殊场域的特定逻辑能力界定的。“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最具自主性的部分，其瞄准的读者往往只是另一些生产者，而其实践的经济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的倒转上的，如对于商业原则的倒转（反对追逐利润）、对于权利原则的倒转（谴责世俗荣誉与世俗的显赫），乃至于机构化的文化权威的原则的倒转（如缺乏学术训练与“圣职”可能被视为一个优点），这就是所谓“输者赢”的游戏。正是这个有限的生产场域（或受制约的生产场域）的逻辑，激励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实验（如各种先锋艺术运动）与学术思维、观念和话语的创新（如西方6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领域的所谓“理论革命”）。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场域就是在自主极——以象征资本为基础，只服从内在的要求，与对立极——社会极，以对经济资本的服从为基础——的对抗中建构的。这两极之间就是遵循各种不同的合法性原则的文化实践的广阔地带。正是这一基本框架，确定了两种在场域中竞争以获取竞争利润的等级化原则：在自主极主导的年有限生产亚场域遵循自律的原则，以追求特定的学术的艺术的文化的“利益”为基础。而在社会极主导的大规模生产的场域遵循他律的原则，以外在的因素为基础。当然而这一对立不是绝对的，它常常被多种其他附加的对立（比如文类之间的对立以及对于同一文类之间的不同探索的对立）所穿透，虽然这些原则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中可以被发现，但它们依据所分析的国家与历史的特殊性而变化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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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赢者输”与“输者赢”

按照上面布尔迪厄“文化场域”的理论，在此一场域中被肯定了的东西，在另一场域可能遭到否定。在某一专业场域中输了的人，在公共场域中则有可能大行其道，声名显赫。所以在古今社会，都有人从专业场域进入公共场域，也有人从公共场域跨进专业场域。这就出现了学术文化领域的所谓“赢者输”和“输者赢”的特有景观。
    与经济资本一样，所有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是不平等分配的，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的资本形式是可以转化的，但却是不可相互化约的。拥有商品经济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反过来也一样。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场域里的“赢者输”（winner loses )的逻辑，到经济世界里就会倒转为“输者赢”。因为经济上的成功（在文学上，比如写畅销书）反而意味着进入特定的圣职授予与象征权力时的障碍。

一个人为了进入场域以便玩该场域的游戏，他必然带着预先安排他进入该场域参与游戏的特定的（而不是别的）惯习。他还必须拥有可以进入这个场域的最低限度的知识、技巧和才能，以便被接受为合法的游戏者。因而进入游戏就意味着以最优化的方式使用该知识话语及其技巧。也就是以一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的方式投入他的资本。所有的场域中都有利益（即使不被识别为利益），都有投资，即使不被识别为投资。这些利益与投资，可以通过经济的逻辑加以分析，而又并不能以任何方式把它们还原为经济学，因为场域与场域之间的结构相似并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完全等同。存在着投资于不同的场域的不同的资本类型，这种类型与该场域中的特定利益相一致。这就是布尔迪厄提出的“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通过这一科学的原理或原则，人们可以分析所有类别的实践，包括那些号称超功利的或无偿的实践，因为非经济的（如学术的）实践同样指向某一“利润”的最大化，不过，有的是物质利润的最大化，有的是象征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到达一定的层次，这两种利润之间也可能互通或双赢，就像小说里写的武林高手，功夫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层次，臻于化境，各种不同门派的功法就都能融会相通了。

学院派似乎更多地享有知识的承传、甄别、选择的权力。学院派更强调知识传播的系统性，而后知识分子则享有当下的发表权，强调知识的当下效应。学院派更规范，更稳定，更艰深，以理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而后知识分子则以实践应用与创造时尚为目标。

余秋雨先生似乎是一个经典范例。在大众文化领域他可以说声名显赫，是个大赢家，而从经院式的学术界来说，他又备受责难，成了输家。从大众文化的场域去看学院派的戏剧理论场域，余先生是赢者输了，从学院派的专业场域去看大众文化场域，他可能是输者赢了，而且是大赢特赢了。

5.双赢时代的来临

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域都赢呢？一般来说，“术业有专攻”，在社会分工异常细密的现代场域，人们的确很难“双赢”。比不得文艺复兴时代，巨人倍出，像米开朗基罗就既是宫廷雕塑家、画家，又是建筑工程师，甚至是解剖学家。而在现代生活中，你就是只做一件工作，要想做好，恐怕也要耗尽心血，前颠后踬。更何况跨场域呢。当然，这里说的又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但也有例外，比如宗白华先生与他的“散步美学”，就是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既高深，在专业领域洞开新宇，又获得了大众的喜爱。这与宗先生当年曾为报人是否有关？宗先生横跨不同场域，不仅学问专深，又深谙传播发扬的妙谛，故而游刃有余，二者得兼。这里既有个人天才和禀赋，也有理论和实践选择的恰然遇合，谁叫是美学，又可散步而得呢？

还有黄仁宇先生与他的《万历十五年》，也算一种尝试，尽管当年学位拿德艰难。

实际上，当代文化学术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场域的重叠与融合，有限生产的场域与大众文化的场域的交错；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边界的模糊；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场域的会通。社会的巨大转型带来文化场域的重新定位与划界。文化的民主化使人们更关注场域与场域间的沟通与交流，希望打破场域间的壁垒，寻找场域间的可传释、可交流、可沟通的共同性与约定性，又保持各自的自主性与独特性。

因此，在当代多元范式下的多样化现实中，双赢或共赢成了发展的新的准则和趋势。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