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古诗文有过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8岁这年的中秋节，背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我带着子尤从缸瓦市姥姥家回郎家园社科院宿舍，在公共汽车上教了一路，但是他小玩儿小闹，不专心，一小时的路程也没背下来。到了宿舍院，我说，你就在院子里背吧，背会了回家。说得虽狠，心中不忍，进了家我赶紧让子尤爸爸出去看孩子，收场。过了一会儿，俩个人回来了，诗已经背下来了。这首诗词，是子尤记忆中最熟练最牢固的一首，不用走脑子就从嘴里溜出来。背《滕王阁序》也是，用了好几个周末，中间还闹过气。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的东西太多。所以，背诗的时候，我和儿子一起背，补课。一家三口高声朗诵《滕王阁序》也是我们家的常景。后来，子尤可以自然地欣赏和运用这些美妙的古诗文，深感那种背法对孩子的益处，他认为过去的私塾迫使孩子背书，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是现在，我不会那么执拗地要求他，会用更长的时间慢慢背。

1999年，我们家从社科院的宿舍搬到北大宿舍，子尤也转入北大附小四年级。我还是惦记着要为他打一个比较好的古诗文基础，想找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来做家教。于是，我在北大校园网上发了一个消息，随后接到一位同学的电话，他说自己虽然不是中文系的，但是能背诵多少诗篇，熟悉经书，可以胜任。我便约他来家里试讲一次。这个同学叫陈玉明，安徽口音很重，连我都听不大清楚，我想那些优美的诗篇用好听的口音朗诵出来似乎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并不满意。可是，第一次课上下来，子尤觉得陈玉明不错，并不在乎他的口音。而日后，子尤也常常模仿小老师用安徽口音摇头晃脑长腔长调自我陶醉式的朗读方法。子尤凭什么选定这位老师了呢？大概是觉得他有学识，而且热爱中国文化。古文家教延续了好多年，诗歌从先秦读下来，古文穿插其中。陈玉明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两度带子尤旁听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第一次旁听的是给在职研究生的课，子尤这个小学生，顶认真。有一次临下课，老师说下一次讲《滕王阁序》，子尤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兴奋不已。第二次是2005年，我们住在校医院时。日常诵读古诗文是我们的课业，常常早上起来先读一篇，然后开始当天的工作和学习。有一阵儿纳兰词也是他的掌中读物。2003年非典在家，子尤读宋词，说“很受震动，也学着填了几首，却总没它那种节奏感”。比如，一首《清平乐 春光》：春光戏谑，又是闲时月。似水流年回感掠。这流度，歌一阕。/风筝舞，去匆匆，梦人情总幽空。朱粉醉迷欢笑，回眸一脸残容（2003年6月2日）。

确实，子尤一直没有钻进词的领域。我猜想，那种刻意的规整，可能潜意识地被他视为“技术活”儿了，与他的本性不合。不过，他也极欣赏那种工整的美妙。

子尤的朗诵水平高超，毫无小学生惯常的腔调，用心有情、气贯长虹。我说他无师自通，他说遗传我。中学时代，我在东城区少年宫朗诵组和北京少年宫话剧组，有过一点儿训练。子尤小时候在学校朗诵，是我给他排练，大了以后，不得了，我只有欣赏叫好的份儿。最精彩的一次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北京郊区和朋友共度世纪之夜，迎接千禧年。那晚，子尤穿镶紫红边的黑礼服，一张笑脸，精灵活泼。子尤朗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挥舞的手臂在空中刹住的那一刻，英气逼人，气势磅薄。听得人真要跳起来，一片叫好声，他兴奋地跃下台阶。我和子尤多次回放这段录像，他常常羞涩地说“我得躲起来”，我则是一次又一次地热血沸腾。

在化疗病房，子尤朗诵李白诗，忘我投入、前仰后合。此时此刻，他身穿病号服，右手举起，左手拿书，脖子上青筋暴露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耳边回响着他激越好听的声音。

2005年7月《谁的青春有我狂》出版后，在万圣书园那场“青春论剑”聚会上，子尤朗诵《罢了，别想他了！》，令座中人想到濮存昕的朗诵，颇有几分相似，他也确实是喜欢濮存昕。

子尤不刻意写诗，偶尔有诗来找他才写。他更爱写故事，写笑话，编戏演戏，诗歌常被裹在里头。比如，9岁时读《西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之后，他写了《环游地球梦》，开篇便是：两童相伴不畏险/一心盼将四海见/各把平日本领施/精脑探索宇宙辨/神脚踏遍五洲路/欲问二人如何办?/好奇双双创天下/须看《环游地球传》。故事中随着一声“正是――”、“真是――”、“但见――”、“仔细一看――”、“诗曰――”便引出一首诗来，连结尾也模仿“九九八十一难”设置了一个“细记环游四十险”。从八岁起，我们把他一年内写的各式文字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像一本小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子尤，那些文字记录了这一年他玩了什么，想了什么，看了什么，做了什么。在《子尤十岁作品集》的后记中，我写了这么一段儿：“我最喜欢他的诗，他用字那么大胆，有意境，象‘心中的颤抖感应着俩人的彩虹’，‘不知不觉中感到了雪的歌唱’这样的句子。我羡慕他的诗来了时的那股劲儿，那天下雪，他跑出去玩，回家后我让他吃饭，他说等我把诗写出来。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了。他写出诗来便要朗诵给我听，我常常禁不住大叫，‘太捧了！’一定程度上，我是从诗里认识我的儿子，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尽管他平时说得很多，但是用优美的诗句表达出来每每给我震撼。”

十岁这个冬天下了两场雪，第二场雪，他跑进雪里，又写了诗回来。我们把子尤的《雪》（二首）传真给北京一家报社的文艺副刊，据说，编辑们都觉得好，但是一问孩子的家长是干什么的呀？听说爸爸妈妈文化程度都不低，便认为，这大概不是孩子所写。这是第一次让子尤感到来自大人的成见，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主动发表过诗作，直到2006年8月16日，他小心地给《北京青年周刊》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希望发表自己的一首短诗《命运的琴弦》。

董慧阿姨好

我是子尤。我每周都会收到您寄来的《北京青年周刊》，非常好看。我爱诗，经常会写一些诗，也不知道有什么发表的途径，看到杂志里有诗歌栏目，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诗够不够格在上面亮相。且将最近为送别两个朋友的诗发给您，其中一首很长，肯定不适合发表，只当作是我问候您送的小礼物吧。

天呀！我写得怎么这么笨拙！边写我边想笑，使我想起两个作家的故事。一个是我看过张爱玲五岁给报社投稿时的信的影印版，那稚嫩的笔迹，诉说着一个小小的请求，“我今年五岁了，我爱好写作，我看到你们的报纸有一个栏目......"最后好像报社也没登她的作品。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徐志摩身上,他那么一个诗人，不食人间烟火，只知道“轻轻走与轻轻来”。他竟曾经在留学时在餐馆洗盘子，平均每天打碎两个，最后被开除了。
子尤

2006年9月底的一天，子尤在血液病房里无意中翻看《北京青年周刊》，发现自己的诗歌被发表，此时距他离世不足一个月。后来，《周刊》又以一篇《诗歌是他的天堂》为题撰文，并发表了子尤十分喜欢、却认为提出发表是一种奢求，只当作给编辑阿姨礼物的长诗《两个人的奇迹》，可惜子尤看不到了。而子尤的那封信里一定隐藏了这样的心愿：编辑大人慧眼识珠，将之发表出来。这多和子尤温润敦厚的性格，留有余地。

子尤喜欢新月派诗人中的徐志摩，他说徐不是个尘世间的人；喜欢林徽音、朱湘。他还喜欢食指，曾以《相信未来》为名献给食指先生；喜欢北岛，子尤在《北岛诗歌集》那首著名的《回答》一旁，批注：“诗写到绝处也就写成这样了！2005.4.4”；喜欢顾城。子尤看到《沉沦的圣典》中有人说顾城没有生活，他说：“是的，他净写童话诗了，陶醉在自己丰富的想象里。有趣的是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能让人们解读出许多现实的《一代人》。他是天才，多少年难遇的天才，这天才够他用一辈子都不用拿现实来滋补。”在子尤16岁文档中，有一篇《读顾城，读诗的姿态成了诗》，可惜文章只开了个头儿，“我这一阵对于如何继续写诗非常迷惘。我小时侯写诗是张嘴就说，而且不分时候，搞得半路上妈妈都得找人借纸笔记。后来自己写之后……，我阅读。”

呜呼，“读诗的姿态成了诗”！

是的，小时候我们俩外出，诗来了，他就要脱口而出，我视之珍宝，不想遗失，常在小店、公园里向人借纸笔。

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子尤写：“诗是在灵感中写成的”。“我所写的诗中，自认为最好的，就是近期完成的《心的感伤》。它以最朦胧的方法提出了面对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写：我躺在思想的病床上/望着摇摇欲坠的灯光/脑中是连绵不断的幻想。/我躺在现实的病床上/望着一扇扇透亮的纱窗/但愿能从透明的玻璃中/看见人类罪恶的心房。/我躺在灵魂的病床上/想让看似洁白的药水洗刷我短浅的眼光/一次次疼痛的考验/让我感觉到梦是那么的渺茫。

如此这般的子尤，时常引来“质疑”。我一直在想，我怎么看待，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孩子。

在《子尤十一岁作品集》（2002年4月）的后记中，我曾记录过当时的情况和想法：

“成年人往往对于孩子的所作所为给予自以为是的评判。在伴随子尤成长的日子里，我渐渐感到，或许，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并没有资格对孩子说三道四，比如，他写的诗文是不是太有思想了，太沉重了，不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为，否则就失去童真了云云。这些恐怕是陈词滥调，因为世俗的庸常已经遮避了我们。子尤对这类说法不以为然，他说：“童真是大人编出来的”。子尤“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锐利的批判式感叹，诗中流露的“哀愁”，也时常引起我和朋友们的疑问，这是合适的吗？子尤被生活和理想中的真善美所激动，我在他身边体会着他火焰般的热情，他对我重复最多的话就是：“妈妈，生活真美好！”面对这样的孩子，如何能用虚伪的人情世故去矫正他？！”

“自古英雄出少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路，此时此刻的子尤就走在这条多思多写的路上。他高兴，便是我的高兴。因此，我对他采取了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而子尤对我为他提供的方便和支持是知足和得意的。”

和儿子一起成长，和儿子的同学打成一片，他们向我倾吐心声，使我越来越理解，越来越站在孩子一边。子尤说：“我的感叹与忧伤都因为我独立的思考与阅读的理解。而我自有一番乐趣。我的童年是绝对快乐与美好的”。对于小孩子往往会有些被大人不理解的“深沉的思想”这一点，后来我们一再发现其中的道理。比如，吉祥三宝的女儿诺尔曼在8岁时写的一首歌，听上去很忧伤，我们问怎么会是这样呢？她的爸爸布仁巴雅尔说，就是这样的，只有孩子才会这样写，那些欢快的歌儿像《我爱北京天安门》都是大人写的。可不是吗？然而，只有是孩子朋友的大人才能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