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

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

它所有的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

——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站在2013的尾巴上，我想说说自己的咖啡馆，它是这一年中，我生出的一个孩子。

作为资深劳模，每月几万字的写作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在“下一个需要改变的十年，应该做些什么”的念头里犹豫了几个月后，我决定开一家咖啡馆。开咖啡馆是件俗事，已心照不宣地入选“三俗”之一（另两位是骑车去西藏、农村开客栈），正如我一生的前几十年，从未选对过一个高端的、前沿的、能赚大钱并且站着把钱赚了的行业一样，这一次，我也选择了一个既不赚钱也不高端的行业。这是依着自己兴趣做事的人终生难以克服的短板，除非你的运气极好。

从选址、找门面到开业，用了半年，之后的半年，我在从女作家到老板娘角色转换的焦虑中颠沛流离。

武汉是一座骑在江上的城市。咖啡馆在汉口江边的老法国租界，我的家在武昌珞珈山与桂子山之间。地铁穿越长江需要4分钟，公汽需要10分钟，自驾需要6分钟。我常常在晚上九点半之后，乘坐608路公汽穿越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长江大桥，从汉口的店回到武昌的家，公汽的终点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夜晚的长江两岸似咖啡馆中画着浓妆、拿着单反的女孩，霓虹灯的艳俗、高楼的故作气派无不显示现代化都市的千城一面，长江却在其眼皮底下，呈现它原来的模样。装满河沙的货船以不变的速度行驶，似乎已在水面停留多时，一声沉闷的汽笛划过夜色，告诉你所意识不到的生命，正蓬勃向前。

这是一天中最累的时刻，也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倘若没有那间开在远处的咖啡馆，我一年之中大约不会有一次，于这样的夜晚，一个人穿越长江，疲惫与寂寞是我的行囊，人们只有在背负这样一副行囊时，才会重新思考人生。

咖啡馆所在的房子建于1907年，即将度过百岁，并非临街的门面，而是在一条幽静的小巷中。我当然希望它能赚钱，然而，倘若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完成，这喜欢便会打折，而打折的喜欢与不打折的喜欢，我以为它们赚钱与亏本的概率是相同的，所以我选择了后者，即使不赚钱，至少赚了喜欢，赚了以自己的心愿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我做了人生第一杯卡布基诺与摩卡咖啡，第一块提拉米苏与Cheese Cake，第一次作为经营户去社区开会，第一次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做一个小老板所要应付的方方面面之复杂，那不是你单纯的将一撮咖啡豆变成美味咖啡的过程，甚至不是单纯的将一个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那是看一部恐怖片的过程，是坐在马桶上都担心下面伸出一只手的过程。我从一个坐在家里写作、与人鲜少交集的人，忽然变成了要对许多人微笑点头的人，并且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可以管到你，你放点自己勉强可以听到的音乐，都有邻居告你扰民，他们因为觉得你赚了大钱而对你充满仇恨。

当一个人开始创业，把将来想得再复杂都不为过，因为你所面临的复杂，将会超出之前的预计。

倘若我不是一个经历至上主义者，面对这绷带般漫长的复杂，大约是会痛苦的。

咖啡馆的名字叫“清唱”。在七月灰蒙蒙的一天，我与杨小果走在武汉经济开发区一条林荫路上，我为咖啡馆的名字一筹莫展，她对咖啡馆其实并不感兴趣，为了尽快将话题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她决定帮我想个好名字。“清唱”就这样被想出来了。它当然不算一个最好的名字，我却珍惜人生中的偶遇，是偶遇，而不是惯常的或可计划的一切，让生命变得更值得活下去，并要活得更长。

杨小果至今未来我的清唱坐过，但报刊架上有《女报时尚》。她不会刻意来看我的咖啡馆，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不小心与它遇上。

多了一个身份，多了一份工作，一天好像只有18个小时，我坐实了“劳模”这个称呼。偶尔有那么几次，当深秋的风将梧桐树的叶子狠狠摔在我的脸上，当走出咖啡馆时迎头撞上夜晚的冰雨，当不知哪儿的官爷忽然惊忧了一室的温暖，我问过自己，改变是否必须，选择另一条路重新开始是否必须，将理想变为现实是否必须。答案是否定的。它们皆不是必须，而只是生命的不确定性，是人生而为人的悲剧与必然。

欲望决定了人类的秉性，最轻松的生活常常最令我们苦恼，只有当你被无数的偶然与意外撞得头破血流，在实现梦想的路上被捆绑成一具木乃伊，经历过你的经历，痛苦过你的痛苦，之后到来的轻松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吃过很多的糖，永远记得的是喝完中药后，入口的那一块硬糖。

“也好，忙到没有时间忧愁。”劳模在喝完2013年最后一瓶啤酒后，嘟哝了一句。

“忙到没有时间浪费时间。”另一位劳模说。

哦，原来你也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