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威廉·林赛 William Lindesay
翻译：经雷
摄影：陈新宇

位于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崛起之地。高大岩石上面刻着头顶浮云的鹿形象是

青铜时代此地居民留下的图腾，称为 “鹿石”，已历经了三千年的雨雪风霜。

一位肯特省的牧民正在为威廉·林赛的考察队指出“成吉思汗路”的位置。在大多数蒙古人眼中，“成

吉思汗边墙”当然是成吉思汗的军队修筑的，但实际上，边墙很可能与大汗无关。

在夕阳的余晖中，东方大草原上一段荒草覆盖的“成吉思汗边墙”渐渐显现出身影，两条由车轮碾压

而成的车辙路沿墙蜿蜒，就是当地人所谓的“成吉思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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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时分，一代君主成吉思汗的诞生之地——肯特山的身影渐渐远去，我们沿着两条车辙碾出来的“路”向东行驶，进入蒙古国东方省的大草原。“道路”渐渐由曲变直，从漫无目的的蜿蜒变成一条瞄准东方某个目标的直线。车辆如同行驶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上，让我产生了观光的雅兴，清凉、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是一览无余的旷野美景，真是名副其实的蓝天绿地之国！回到车内，我取出笔记本，品味着一段中国清代康熙皇帝曾经描述过的景色：
　　“……当你来到长城之外，那里才有让你神清气爽的空气和土壤：离开平坦的路，闯进蛮荒的乡野……你继续向北方走，视野豁然开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你可以一眼看到几百里之外……”（出自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康熙自画像》）
　　进入东方大草原似乎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没有过渡。一望无际的绿色在下午6点柔和阳光的沐浴下变成了金黄色，身边的草缓慢起伏着，直抵地平线 。无论朝哪个方向看，视线都能远及几百公里开外。根据手头的东方省地图，这片区域向东一直延伸至中国边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温带草原，面积有一个山西省那么大，与极低的人口密度形成强烈反差，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两到三个人。
　　此时，我正期待着在这片草海中找到一条名为“成吉思汗边墙”的西部起点。如果你置身于荒漠、丘陵和山峦中，你的视线会集中在一处，努力寻找目标。但这里截然不同。一片空旷之地，没有能营造景深的物体，使你无法专注。成吉思汗边墙展示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接一个“豁达”的惊喜，而是借着一点点的起伏和阴影，带出一种“吝啬”细微的差异。在全无地标的地方找路，通常得靠观察一批又一批路人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标记——敖包。随着太阳渐渐落下 ，我的视线也越来越远。光线与地面的夹角在减小，地面的起伏在增加，哈！“成吉思汗边墙”的身影就在眼前！它就在车辙路边！墙边是路，路旁有墙！
　　不知从哪里冒出十几匹马来，在一匹漂亮的灰马带领下，往边墙的方向奔驰而来。这些没有马鞍约束的勇士们肩并着肩，步履整齐地逼近边墙。它们越过墙边草色略深的“堑壕”，在“墙”上停了下来，趾高气昂地环顾四周，扫动着尾巴赶开凑上来的飞虫。我泥塑般怔立着。东方草原上的“成吉思汗边墙”，为我的到来准备了一个最美的欢迎仪式！
　　南戈壁的“成吉思汗边墙”
　　这是我在蒙古国新一轮的长城考察。鉴于“长城”这个名称早已跟“中国”二字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我去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境外长城。这种表述是业内人士避而不谈的，因为提法本身就可能引出一连串的问题：在中国版图“以外” 的确还有长城吗？如果有，在什么地方？又是谁修建了那些长城？
　　为了寻求问题的答案，我从“大历史”的角度，将蒙古国纳入我的长城研究框架里。在蒙古国境内所有地段的“墙”都被统称为“成吉思汗边墙”，那里人迹罕至、鲜人知晓。
　　2011年我在蒙古国南戈壁省（位于中国宁夏正北方）的探索，不仅给长城研究领域带来了“中国境外长城”这一新的表述，还提出了一个“拼图理论”（参见本刊2012年3月《走失的长城》一文）。我的观点是，当我们试图了解古代边防体系时，不应当考虑现今的国境线。比如中国境内的长城如果与国境线另一侧的相连起来，那么很有可能它们本来就同属一座建筑。换言之，它们是一张拼图中的两片：一道古老长城，穿越现今两个国家。
　　这个“拼图理论”在地图上有依据吗？有！在实地考察之前，我准备了一幅精确详细的蒙古国地图，还从电脑下载了谷歌地球的图片。相比之下，奥雷尔·斯坦因1906年在敦煌一带考察西汉长城时，不但无图可用，还得自己手绘。1987年我在独步明长城时，由于找不到专业的探险考察图，也只好从中小学生地理课上用的《中国地图》挂图上剪下了一个局部。如今的长城研究人员已经能用上比例尺在1:500,000左右的大幅面地图了。不过我这幅蒙古地图精度更高、细节更多，比如大拇指指甲盖的宽度，能表示出两公里的实际距离。这些最初由苏联人绘制的地图一度属于高度机密，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这些宝贝才被公开。
　　直觉告诉我，对“中国境外长城”进行实地探索考察极具价值，这一点我在2011年南戈壁的考察中得到了证实。那里的“成吉思汗边墙”此前还未有中国长城专家踏勘过。我发现这座边墙除了由火山岩干垒的墙体之外，某些地段是由一种特殊泥土与梭梭木混合建造的，同时还找到了一节曾经用来捆绑这些树枝的麻绳。最初我基于“拼图理论”思路，认为这道穿越中蒙边境的“墙”是两千年以前的西汉时期修建的。而对这些植物材料样品进行碳14测定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提供的三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均显示它们是在公元1041年到1160年期间被砍下和使用的。结合这一地区在11到12世纪的历史地理图，我很快意识到，长久以来，西夏王国从未被列入修筑过长城的朝代，而这次考察为西夏长城的存在提供了考古证据，它是残缺历史中的一座被遗忘的建筑。我推断，在原先的位置曾经矗立过一座更古老的长墙，后来被西夏人“再次修缮和利用”。成吉思汗大军花了20年时间才征服了西夏，并将西夏人用自创文字撰写的本国编年史毁于一旦。西夏人重新修缮和利用的这道墙很可能就是征服了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骑兵遭遇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境外长城”、“拼图理论”和“再利用长城”是长城词典里的新术语，而“西夏长城”的提出，就意味着在诸多曾经修过长城的历朝历代中又增加了一个。后来我又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早在2007年和2009年，就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考古发现了汉代的光禄城，并且首次提出这些防御工事后来被西夏人重新修缮和利用。而他在内蒙古阴山以北考古发掘的长城北线与我在南戈壁踏勘的“边墙”仅一线（中蒙边境线）之隔。2012年6月，国家文物局就历代长城总长度发布调查结果时，第一次确认了西夏长城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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