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者》2019年16期读到李金铎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纸上的故宫》一书的《纸上的李白》。其中李白的唯一存世的字迹让我惊讶、惊喜。特贴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纸上的李白》 祝勇

   很多年中，我都想写李白，写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

   在中国，没有一个诗人的诗句像李白那样，成为每个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他的诗，从每个中国人的耳边、心头长驱直入，像在传递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

然而李白，毕竟已经走远，他是作为诗句，而不是作为肉体存在的。谁能证实这个人真的存在过？

《唐书》、《新唐书》，都有李白的传记；南宋梁楷画过《李白行吟图》，但这些人都没见过李白。只有那幅字是例外。那幅纸本草书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李白写上去的。它的笔画回转，通过一管毛笔，与李白的身体相连，透过笔势的流转、墨迹的浓淡，我们几乎看得见他的手腕的抖动，听得见他呼吸的节奏。

如今，李白存世的墨稿，除了《上阳台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张。李白墨迹之少，与他诗歌的传播之广，反差到了极致。但幸亏有这幅字，让我们穿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找到了作家本人。好像有了这张纸，李白的存在就有了依据，我们不仅可以与他对视，甚至可以与他交谈。

站在它面前的那一瞬间，我外表镇定，内心狂舞。我想，九百年前，当宋徽宗赵佶成为它的拥有者，他心里的感受应该就是我此刻的感受。

根据宋徽宗的说法，李白的字，“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与他的诗歌一样，“身在世外”，气象不输任何一位书法大家，只不过他诗名太盛，掩盖了他的书法知名度，那字迹，一看就属于大唐李白。

它有法度，那法度是属于大唐的，让我想起唐代佛教造像的浑厚与雍容，唐代碑刻的力度与从容。然而，在这样的法度中，大唐的艺术，却不失自由与浩荡。

这与北魏这些朝代做的铺垫关系极大。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就像一团麻，但是在中华文明的链条上，这些小朝代却完成了关键性的过渡，在粗朴凝重的汉朝之后，之所以形成放达的大唐美学，正是因为它在离乱中融汇了草原文明的活泼和力量。到了唐代，曾经的悲惨和痛苦，都由负面价值神奇地转化成了正面价值，成为锻造大唐文化性格的大熔炉。就像每个人一样，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都会经历痛苦，而所有的痛苦，不仅不会将他摧毁，最终都将使他走向生命的成熟与开阔。

假若没有北方草原文明的介入，中华文明就不会完成如此重要的聚变，大唐文明就不会迸射出如此亮丽的光焰，中华文明也不会按照后来的样子发展到后来，一点点地发酵成李白的《上阳台帖》。

或许因为大唐皇室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唐朝没有像秦汉那样，用一条长城与“北方蛮族”划清界限，而是包容四海、共存共荣，于是，唐朝人的心理空间，一下子放开了，唐诗里，有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视野，有了《春江花月夜》的浩大宁静。

唐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震撼，就是它的时空超越感。

这样的时空超越感，在此前的艺术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曹操面对大海时的心理独白，比如王羲之在兰亭畅饮、融天地于一体的那份通透感，但在魏晋之际，他们只是个别的存在，不像大唐，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的时空。

有的时候，是人大于时代，魏晋就是这样，到了大唐，人和时代，彼此成就。

近期看完《长安十二时辰》，对大唐的开放包容以及对草原文化及中亚西亚文化的吸收融合比之看《妖猫传》后有更深的体会。

儿时随妈学唱《木兰辞》，尤其喜欢那句“北市买长鞭”长长的拖腔。更喜欢木兰回家后换上女儿装对镜贴花黄的场面。我一直喜欢花木兰，把她当做崇拜的女英雄，可谁知道花木兰也是鲜卑族人呢？

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把木兰当作“外族”，这就表明我们并没有把鲜卑人当成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