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

     "8+1"武汉城市圈的形成为"武汉城市文学"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的现代文学版图上，有"京派"和"海派"。从20世纪80年代起，武汉的评论界就一直在呼唤"汉派"文学。这一呼唤因为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刘继明、陈应松等等作家的相继崛起而得到了文坛的认可。《上海文学》在90年代一度推出江汉作家群"的专栏就是证明。后来，《芳草》也开了同题专栏，推出了一批作家。

    但为什么"汉派"的旗号还不那么响亮？记得80年代末，余秋雨在《文学报》发表了《上海人》一文，在上海激起了热烈的议论。当时，我和易中天在一次开会时就很想也在武汉发起一场关于武汉文化的讨论。我们征得了《芳草》祁向东老师的同意，在《芳草》上发了几篇谈武汉文化与武汉人的文章，但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后来谈及此事，易中天还发出了这样的叹息："武汉人怎么就没有上海人那样的热情，来研究一下自己？"但武汉的文化人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我就参加过几次探讨"汉味文化"和"汉味文学"的讨论会和笔谈。因此，我觉得"8+1"武汉城市圈的形成为进一步探讨什么是武汉文化特色、什么是湖北文化的特色提供了机遇。

     谈到"京派"，大家很自然会想到"古都"这个概念；谈到"海派"，大家又会想到"洋场"这个词。那么谈到武汉呢？大家常常喜欢用"市民化的城市"这个概念。而且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市民&qu ot;前面常常带个"小"字，所以是略带贬义的一个词。的确，武汉这个城市在市民素质方面是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因此忽略了武汉市民的另一面也未免偏颇。

     武汉的作家写普通市民的生活，常常有批评，也有同情，甚至还有讴歌。像方方的小说，常常将市民的素质低与他们生存条件的恶劣联系在一起描写，就很有人道主义的情感；池莉写老百姓的烦恼人生，立足点也常常是生活再烦恼，也得好好过，也不同于"新写实"的冷漠风格；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写小商贩靠勤奋、靠诚信艰苦奋斗的不易；刘醒龙的《凤凰琴》，写乡村民办教师的可怜与可敬，感人至深；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在1990年代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也浸透了对农民的同情......这些作品写百姓的可怜与可敬，体现了武汉作家的使命感。这些年，文坛上在呼唤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学，而武汉作家群其实一直就是以这样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显示着自己的文化品格的。所以，我觉得，"热情的写实主义"是武汉文学的一大特色。

    另一方面，武汉有"九省通衢"的地域特色。所以武汉文坛能包容各路 流派--从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叶梅的"恩施故事"那样具有浪漫色彩的文学到刘继明、张执浩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从董宏猷、童喜喜那样清新可喜的儿童文学到李修文那样具有唯美色彩的青春文学，从晓苏的"乡土文学"到千里烟的"打工文学"......可以说百花齐放，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现在，"8+1"武汉城市圈的形成扩大了已有的"汉派"文学版图，更多的作家的加盟会形成新的活力。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随州、天门、仙桃、潜江，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革命的传统，加上这些年来产生的许多经济奇迹，加上各地都有一批热心文学创作的人才，这些都为这个城市圈文学起飞提供了大好的条件。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家怎么去潜心写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佳作了。

  （樊星  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