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竖着,胡子髭着,衣服皱着,胃空着,瞌睡虫叫着,我打开房门,奔向地铁,下到站台,钻进车厢,被运到朝阳,然后挤出车门,走进了我的今天。美国俚语常管上班族叫"working stiffs" (上班尸),在咖啡下肚前,我确是感到自己像僵尸一样麻木。我真不知道别人怎么忍受。
我并不是第一次上班,只是第一次上这样的班。我13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在公立图书馆里码书,或帮人上网、找书什么的。除了这些,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上网、跟到图书馆的孩子们玩儿。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这样的公共部门职位客观来讲不是很理想(常有些不靠谱的人来),可现在想起那段日子,全是好的回忆。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孩子,那时候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现代艺术画廊办的业余班教Photoshop。其实我只是助教,主讲人是一位70年代被征往越南的乔治。以前有征兵广告称,参军便可以漫游世界,大开眼界:乔治的眼界不是大开,而是太开。回国以后他参加了自由石匠共济会,开始收藏古玩枪,同时深入研究了飞碟等问题。他在教室里一般不会太详细地阐明他在政治和科学方面的观点——我估计上层已经为此警告过他——可偶尔还是会神神叨叨地流露一些谜语般的字样:“哟,我不能跟你们说昨晚共济会里谈的事情……好吧,就说这么多:我真希望乔治·W·布什在2000年1月6日不要造访埃及金字塔。”(静待)“因为他一旦去了,这个世界就将毁灭”(沉默)。
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也很喜欢乔治,可是那种助教的工作性质和薪水只适合高中生做,而我的高中生活(幸亏)很快就结束了。之后我上了大学,大一后不知何故发现自己搬到中国哈尔滨当外教。现在回想,大概因为买不起到中国的机票才去教英语,而恰好有朋友在哈尔滨的某所私立小学教英语,她成了我的介绍人。我去之前怀揣着希望和梦想:我要像自己曾有的好老师一样为人师表,也要像电影里的老师一样充满激情地感染学生,最好还能跳上桌子澎湃一番,那一抹洋溢在脸上的真理阳光将普照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并温暖终身。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角色不过是个人体录音器,只字不差地按照学校选的课本给学生们把课文念几遍。学生们呢,绝大多数是些被宠坏了的小胖墩儿,父母逼着他们上的补习班让他们没时间去玩、去放纵、去满足好奇、去发展潜能。他们根本不想再上第二节,而我过了没多久就与他们感同身受,被他们发展到这个热情尽失的队伍里。
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后我立马儿收拾行装搬到北京上学。期间发现当自由职业翻译可以赚点零花钱,钱当然不如教英语来得多,可鉴于在哈市的经验我打定主意不做英文老师。于是我成了翻译,麻烦也就这样开始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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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北京 Beijing through a lens
80年代吃货记忆
你还记着自己吮吸着大拇指,馋着门口大妈1毛钱1根的“高级”冰棍时候的样子吗?都说80年代出生的孩子是蜜罐里长大的,跟现在吃哈根达斯的儿童一比,现代儿童简直是“腰缠万贯”!“娃娃头”“无花果”“大大泡泡糖”“老鼠屎”……这些过去的玩意儿,哪里还能称得上“食物”?5分钱的“水果”冰棒,酸奶的、小豆的、巧克力的、橘子的冰棍儿现在是没得卖了;透心凉,大红果,袋凌也昙花一现;雪人又重出江湖了,可味道怎么也不似当年了;只有双棒还棒棒地坚挺着,连包装也不变,够风骨的。当然,上世纪80年代那些稀奇古怪的三无产品,现在永远觅不着踪迹了,可当时就是吃得来劲,看得眼馋,总之无论大人怎么威胁,吃下去一股子人生有此无他憾的感觉涌遍全身。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直接能从吃上面看出来,这不像土了吧唧的老美,富得再流油也只懂啃汉堡热狗三明治。短短20年多间,1980年,下馆子叫“改善伙食”,2007年现在叫“腐败”;1979年,北京人的早餐无非是大街上买根油条,来碗豆浆,2007年,白领的生活标准已经删除了早餐这一项;1987年,去肯德基吃顿饭叫“高级西餐”,得排一上午的队,2007年,我们管它叫“垃圾食品”……只是过去吃得再简单,人们在精神上却很充实,吃饭时那种满足感活灵活现。而现在呢,有的人嘴上吃着肉,肚子里却往往装着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