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初中时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经历……

这是一道根据现有材料而引申各自观点的议论文：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于是起身让座，但老太太一屁股坐下后连个“谢谢”都没有，于是我又骗老太太起来，自己夺回位置。要求根据这个材料自由发挥观点。

我们班是所谓的“重点班”，平均考试成绩比其余的三个普通班同学要高一大截，遂成为校长和老师眼中的香饽饽，倍受照顾和厚爱。当然那时的我还年幼无知，觉得根据考试成绩来划分不同档次的班级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当前应试教育下的怪胎，和美国的歧视黑人政策一样，都十分可耻，在有限的精锐师资力量下，集中兵力重点照顾一小部分人，以考大学为唯一目标是对其他交纳同样学杂费的同学的一种明显不公和隐形侮辱！

但这次，我们这个“重点班”的好学生们给了语文老师一个意想不到的垂直打击……

批完考卷，语文老师的脸拉得很长，非常难看，重重地把考卷砸在讲台上，“砰”地一声扬起一层粉笔灰。语文老师是个老太太，平时一贯和颜悦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愤怒过。

“同学们，我很失望。”她开门见山：“这次语文考试，你们班的平均成绩是四个班中最低的！”

“啊！？”大家目瞪口呆，继而同桌互相交换眼神，试图从对方的眼睛里找出答案，但显然，每一个人都从同伴的眼里发现了“迷茫”二字。

“问题出在作文上。”老师叹了一口气：“班上80%的同学全部站在那个让座的小男孩的立场上，竟然觉得他是对的，个个批评老太太不知道谢谢别人，缺乏起码的感恩的心。我真的很难过，孩子们”她摘下眼镜，继续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小脑袋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仅仅因为别人的一次疏忽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为自己找到不愿做好事的理由么？‘勿以善小而不为’，我真想不到，你们，一群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竟然在这次考试上思想意识产生这么大的差错，难道是我们老师的政治教育工作做得不够么？我也在问自己。”

底下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这次考试，其余三个班的同学就是因为作文的四十分而超过我们，我们破天荒地第一次名列四个班级的最后一名，而站错队的人，其中包括我……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感恩，所以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提醒他们并改正缺点，这样一来整个社会文明才会得到提高。做好事不留名只会使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觉得这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益，这并无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全体公民的素质，只能背道而驰。

但论点就错的作文，怎么可能获得高分？

然而松就回答对了，他狠狠地批判了那个让座学生一把。

松是我从小一起和泥巴长大的朋友，又是邻居，两家关系不错，他个子不高，和我同级，在另外的一个普通班上学习。因为这次考试，他获得了嘲笑我的资本。

但我们私下的友谊还是相当不错的。

松学习不刻苦，但游戏的本领出类拔萃，下河摸鱼、上树摘果的手段并不需要人教，而我正好相反，天性喜静不喜动，两人是两种性格，但在不少观点上，我们共同语言很多，因此是很铁的朋友。

踏上社会以后，我在化工行业里打拼，松不满一家小加工厂的待遇，去了日本福井出国劳务，平时教小日本打太极拳挣点外快，当然他也算不上什么武林高手，因此不存在“泄露机密”的可能，而且颇有坑蒙拐骗江湖骗子的嫌疑。他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因此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电话还偶尔互通，谈谈各自的情况。

去年春节倒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见面了，他向我讲了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日本，一件就在中国，两相对比，非常有趣。

在日本他见到一个失足溺水的女孩，自己跳下去将人捞了起来，然后送去医院，最后女孩家长赠给他不少钱，我问有没发展什么异国恋爱啥的琼瑶情节，他笑笑说没有，但钱收了，原因是“不用在日本做活雷锋”。

发生在中国的这件事情就更有意思了，一对母女遭遇车祸，肇事车逃逸，他驱车经过正好遇见，沉思了一下，对她们说送你们去医院可以，但你们必须支付我来回的油钱和劳务费共计一百元，同意的话就写证明。

当时的地段交通不便，这对母女只得同意，他得到签名证明后送二人去医院，并电话通知家属前来，做完这些后悄悄地走了，并未真的管人家要钱。

我很惊讶，问其原因，他沉思半响答：怕被讹诈，有了证明不怕人反咬一口，我不缺那点钱。

我彻底无语。

一个在初中阶段那么纯洁诚挚的学生，一个坚定认为“做好事不留名”是理所当然的人，十多年后已经学会了在自己祖国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而我这个在初中阶段就思想激进的家伙，可谓越陷越深，可见当时的老师确实看走了眼，因为随后南京彭宇案的发生，也彻底宣告了松的胜利。

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在日本能奋不顾身救人的人，在自己的祖国却要思量再三才出手，确实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如果每次都让救人者失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折射出物质社会下我们那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