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原始歌舞叙事萌芽的演进
自古以来,歌与舞就是大众民生娱乐的理想方式:舞蹈表达的不仅是灵魂为挣脱肉体的束缚所进行的温柔的斗争,而且是对“活着所以要快乐”的生命的崇拜,是身体冲破命运牢笼企及自由而呈现凤凰涅磐般的仪式;而歌即心声,是灵魂的讴歌,也是杜鹃泣血般人类精神的翱翔。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是不堪想像的,那肯定是一种令人加倍疲惫的孤独。一旦音乐响起,再苍老的舞者也会获得新生,神情为之一振,几乎是身不由已地服从着来自远方的呼唤。歌伴舞而生,舞随歌而成,歌舞一体,用戏剧方式演绎向着天地的欢呼、哭泣和祈祷。
歌舞叙事范式的每次革命,都是因为人类意识到歌舞叙事元素在分离又融合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戏剧化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对如何更成熟地进行“以歌舞演故事”的反省、批判与完善,更是人类追求人性解放、寻求更高级快乐享受的一种选择。所有人类的歌舞娱乐体系,无一不是通过“歌舞叙事”这一固定范式中各个不同元素的不断组合、扬弃、丰满与优化,从萌芽形式趋向更复杂形式,从混沌走向有序的。
诚然,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现代歌舞叙事意义上的音乐剧上,但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音乐剧,我们必须探讨不同时期“以歌舞演故事”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相互传承、递进关系。百老汇音乐剧不是世界音乐剧史上突然冒出的独岭孤峰,更不是人类“歌舞叙事”的全部内容,所以,这里我们全部的命题就在于回答:中国原始歌舞叙事的萌芽是如何产生的。
原始歌舞叙事的起源开始于人类最早的节奏、舞蹈、音乐、诗歌、道具、表演等叙事元素系统的确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其粗糙和简陋的、不自觉或半自觉的歌舞叙事形式。这种多元推动、历史综合而形成的主张,突破了“来源社会生活说”关于社会环境对歌舞叙事发展的制约作用的过分强调,它认为外因是条件,同时着重于歌舞叙事内部特征对其形成的重要意义。
(一)节奏:歌舞剧之母
探讨原始歌舞叙事思想与行为之源,首先必须确定何为歌舞剧的最早元素。尽管一般的观点认为“舞蹈是艺术之母”,但通过我们对原始歌舞的考察,就动作姿态而言,节奏要早于舞蹈,是歌舞的最原始形态,故“节奏是歌舞剧之母”。早期歌舞叙事的出现依赖于劳动节奏的产生和运用,后期歌舞叙事的发展更是依赖于节奏的支撑。歌舞剧与节奏的关系源远流长,歌舞剧的发展离不开节奏的支持和帮助。离开这一基本命题,根本不可能找到原始歌舞叙事的真正源头。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节奏”这个词是源于希腊语RHYTHMO,意思是:“把时间的跨度划分成可以能被人感觉到的段落”,同流动、经过这两个词的意思相近,故它常被运用在表示运动的事物中。这是节奏这个概念的最早起源。从歌舞叙事意义上考察,节奏是一种歌舞叙事中交替出现的、以一定速度的强弱、快慢、长短的节拍,主要是运用速度上的快慢和音调上的高低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可以独立被欣赏,也可以成为旋律音乐的骨架。
《礼记·乐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柏拉图说:“节奏是运动的次序”。查理西乌斯阿认为,节奏是流动的韵律,而韵律又是得到控制的节奏。冈布里奇在《秩序感》中认为,虽然以为音乐起源于劳动这种看法有点过分,但强调劳动合作中需要有动作的协调,这一点还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节奏是一种最原始的、最本能的需要。婴儿的啼哭,成人的欢笑,以至人类一些最原始的身体反应都需要节奏的存在。它使时间的间隔和有规律的重复变得容易把握。
1,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首先是节奏赖以出现的人体劳动中持续运动的先奏性。
世界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节奏:宇宙中天体的运行,地球上的四季更替,潮汐的涨落,生命的孕育与消亡,一切事物都有自己运行的时间、空间和规则。因为节奏是在运动中产生的。运动需要时间和空间,而节奏正是通过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诞生的。因此,节奏不只是为歌舞所专有,而是存在于一切创造性的事物中,即它是先于歌舞出现的要素,它最先显示世间万物的生活。
朱光潜先生指出:“在原始社会,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melody),舞蹈可以不问姿势,但是都必须有节奏。”如果说,音乐是以声音为媒介,其最大的追求在于和谐,舞蹈是以人类的肢体语言为媒介,其最大的追求在于姿态,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其最大的追求在于意境,那么,节奏不仅在推动三者审美作用与意义的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上发挥作用,而且,在促进歌舞叙事范式中不同元素尽可能完美的立体综合叙事上,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所以说,没有节奏就没有歌舞。节奏在构成人类歌舞叙事作品独有艺术魅力和娱乐特性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与意义,拥有不可忽视的先遣使命!
2,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其次是节奏催生歌舞的自然性。
事实上,古代先人所创造的节奏及其过程本身,远没有当代人所想象的那么神秘、复杂和不平凡,它只是一种自然的、实在的、出于快乐精神的本能需要的自我或群体表现而已。
从宇宙自然现象角度看,山峰起伏、山川交错、日升日落、太阳月亮、寒暑相推、月明月暗、星光闪烁、陵谷相间、四季代谢、花开花落、潮涨潮退,无一不是二步奏规律。这些节奏在人类意识之中不断地被积淀与强化,最终形成了人类广泛的节奏感。
从古猿生存模式和状态上看,他们一般是由四足行走变为两脚直立行走,这样,必然是先迈出一只脚,再迈出一只脚,如此反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能在白天的劳动中消耗,在夜晚的休息中恢复,等等。这种动作差和时间差,本身就具有二节拍节奏的特点。
从人类劳动角度看,原始人在由古猿向人进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二节拍的最简单的动作:用石头砍东西,必是先举起石块,再砍下去,再举起来,再砍下去;手摘果实,必是先伸手,再往回拉,再伸手,再拉回;磨制石器,必是先压着石头推出去,再拉回来,推出去,再拉回来。这一举一落、一伸一收、一推一拉的无休止反复循环,自然形成二节拍的习惯。
原始劳动最自然,也最直接地催生了人类的节奏感。二节拍节奏乃是一种自然的母节奏。在原始人的劳动过程中,随着动作节奏和声音节奏的诞生,先后出现最粗糙、最原始的简单、初级舞蹈、音乐形态。比如,狩猎民族的舞蹈,依据它们的性质可以分为摹拟式的和操练式的两种。这两种舞蹈都是对于动物和人类动作的节奏的自然摹仿。
3,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再次是节奏引发快乐的娱乐性。
原始社会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为求生存而从事的劳动中,许多动作,比如狩猎、行走、点火、劈柴、使用石器或木棍等,都会因为有节奏、律动而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毫无疑问,原始歌舞叙事的娱乐效果,最早、最突出表现在节奏之上。歌舞节奏的起伏,可以带动观众情绪上的波动。有无节奏,给人类带来的愉悦感是完全不同的。节奏越丰富,越能满足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带来的快感也越大。在远古时期,歌舞语言非常单调贫乏,有时为了维持和变更节奏,甚至不惜挤压其他歌舞元素。只要有节奏,歌舞就会永远快乐地展现在你面前,就像生命永远离不开脉搏的跳动一样。这些歌舞叙事节奏经由诸个体、群体、部落之间不断的传播和展示,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愉悦体验。
4,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还因为节奏本身具有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戏剧性。
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和情绪的世界就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所以,歌舞叙事中的节奏正是人类劳动和情绪世界节奏的外化表现。
如前所述,人类最早感觉到的节奏感是一种以二节拍为主要形式的节奏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是人类在自身的进化中最早产生于内心的一种节奏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最原始的节奏模式或原形节奏。由于自然事物界的“人籁”、“地籁”、“天籁”之声的节奏本身在声音强弱度上的区别,加上人类自身感觉器官的不断进化与对声音强弱度的分辨日趋敏感与细腻,使其在声音的高低、长短之外,很容易也很清楚地分辨出声音的强弱,于是,在二节拍节奏的基础上,出现了三节拍、四节拍的节奏感。人类原始歌舞叙事的发展,主要的变化就在于对这些不同节奏进行组合的变化上。节奏的不断突出和强调,使得歌舞叙事的水平不断提高。
可见,不同节奏本身就奇妙地蕴含叙事要素。为满足这种节奏叙事要求,人类必须熟悉各种歌舞元素特征,使之与人类内在的审美意识对节奏的预设相吻合,否则,就无法逐步地实现原始歌舞叙事的要求。
5,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再次是节奏引发日常生活、战争的实用性。
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歌舞叙事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了“劳动的协作将被歌唱和舞蹈的节奏因素所影响”,并认为原始艺术中节奏感的审美作用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它的实用方面的利益而进步的。例如,由于划船动作需要按照同一的和固定的节奏来加以调节,从而推动了划独木舟舞和造船歌的发展。在内蒙古阴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刻画着狩猎舞的形象。人扮成飞鸟、山羊、狐狸等动物,有的头饰鹿角、羽毛,有的带尾饰。这种舞蹈的产生,与狩猎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R.沃拉斯切克(R.wallaschek)认为,在原始人的生存斗争中节奏是作为助长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出现的。他指出在歌唱和舞蹈中对节奏的严格遵守,这种能力假如没有得到集体劳动的促进,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原始部族中达到那样较高程度的发展。而且,音乐的节奏感能同样有效地增进原始人在战斗中的协作,音乐,特别是器乐在最低阶段上,与战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原始的战争舞蹈,在现存的原始崖画中,更能见到生动的形象。云南沧源崖画中有不少手执盾矛的人物形象,他们叉腿而立,昂首挺胸。广西花山崖画中有佩刀执刀的高大首领形象,张臂骑蹲,周围排列数行动作同一的群舞者。内蒙阴山岩画中有反映杀戮庆功起舞的场面。这类舞蹈大多反映了原始人类因生存境况而引起的各种征战杀戮的历史现实,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生存的安全和优势。因此,原始人视战争掠夺为荣誉。他们在反映战争的舞蹈中,表现这一切,夸耀自己。这是一种单纯的本能,而无复杂的精神内在原由,并且是由原始先民野蛮无知和生存条件恶劣艰巨所决定的。
6,节奏是原始歌舞叙事之母,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节奏乃歌舞叙事的骨骼和命脉。
原始歌舞叙事的鲜明特征之一在于其首先具有节奏追求。这类节奏伴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身以二节拍为主要形式的节奏感的外延和升华。随着人类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的演进,再衍生出三节拍、四节拍等各种不同形式。
原始歌舞叙事的审美效果首先表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与节奏紧密相连的是韵律,但二者意义不同。韵律是高级节奏,更大程度上是美学上的,构成歌舞叙事节奏的基础。犹如用来刺绣的一块帷布,在音乐剧创作完成以后,它便消失在绚丽动人歌舞的背后,给人们留下余味无穷的欣赏空间。
那时候,舞蹈无非是拍手、踏足、摇板、击鼓等,其作用在于加强动作的节奏。而诗歌总与音乐相连,最早的诗歌是唱出来的。音乐的音节在英文中成为FOOT,即“脚步”之意,舞蹈时脚步的移动,亦包含着音乐的音节在内。舞、歌、诗就这样以节奏(或称韵律)为基础而密不可分、不能分离。考德威尔指出:“以手舞足蹈、狂呼乱叫和敲棍击石所表达出来的原始人的韵律,正是舞蹈、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根源”。于是,原始节奏升华为一种具有叙事和审美价值的戏剧元素。所以,节奏被喻为歌舞、诗歌的骨胳和命脉。
(二)诗性的智慧:歌舞叙事雏形的形成
有规律的节奏,加上声音和动作,这就是原始歌舞叙事的雏形,也是艺术起源时的一种混合型原生状态。原始人早期对艺术、戏剧的认识,就蕴藏在人类歌舞叙事的雏形之中。
劳动是原始社会表演歌舞的直接动因。如果没有原始社会的狩猎、农业劳动、祭祀神灵等现实生活,原始歌舞叙事自然不可能萌芽。舞,源于原始人在耕耘、收获时的运动(如挥手迈腿)。歌,源于人类劳动工作时的“邪许”声。乐,源于与呼声并起的有规则的音响。乐器,源于原始人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用来敲打的石器、木器工具。君不见,在原始社会集体劳动生活中,原始人因协调劳动动作、减少劳动中的疲劳、享受劳动的快乐而做出的收缩、伸展、移游和退避等人体动作,劳动工具发出的某种劳动呼声,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那就是最原始的舞蹈和最原始的音乐。
但这些原始的歌舞是异常简单的:在音调上,往往仅由两三个高低不同的音律组成;歌曲的内容也很贫乏,甚至毫无内容,一首歌曲中,只有一两个音继续不断的重复;音乐是打击乐,没有旋律而只有节奏;顿足和击掌,就是最早的伴奏法之一;舞蹈仅仅是简单的肢体动作。在语言还处于低级阶段时,原始人只能通过动作和手势予以配合和补充,否则,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和讲清事情。在诗歌诞生之前,常常先由音调,手舞足蹈以外,必伴以和声和哼声。原始歌舞雏形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只能随时产生又随时消失。
戏曲的特质在于同时用语言与摹拟来扮演一种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差不多一切原始故事都是戏曲,因为述说者总不以口说事迹为满足,还要靠适当的声调和姿势,来辅助他所说的言辞,也就是说,他们总是用粗糙的歌舞方式,戏剧性地表演他的原始故事。我们不妨称这种原始歌舞叙事雏形为“诗性的智慧”。这个比喻的意义,正说明了人类对于早期歌舞叙事的美妙冲动,是人类最原始的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是逻辑的、概念的,而是直觉的、形象的、灵感的,尽管很幼稚,犹如牙牙学语。很多人明显感受到现代歌舞叙事美学的这一特点,但没有将它的根追溯到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当中,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智慧的表现。
是的,人活着就要运动,狩猎也好,农耕也好,都离不开单调重复的劳动,这就产生了节奏。而音乐本于声音和节律,表现在人体上就是舞蹈。当人的声音语言和动作语言相结合,并与节奏联系在一起之时,就意味着舞、歌、诗三位一体雏形的形成。
(三)原始歌舞叙事萌芽的诞生
当原始人日趋成熟之时,他们试图改变节奏、歌舞、诗歌、乐器、表演之间的偶然性和简单性联系,其结果是放弃或修改一些元素,推动原始歌舞叙事形式在规模上日益宏大,在形式上日趋完善,同时,围绕着仪式去说明、解释故事和神话,再进一步,仪式由巫术演化成宗教仪式,这种仪式中逐渐出现了扮演故事或神话中角色的活动,这种扮演就是原始歌舞叙事萌芽的标志。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经常综合运用歌、舞、诗歌、面具、服装、道具等要素来进行原始歌舞叙事。
人们在谈及原始歌舞表演的起源时,往往引用《尚书·舜典》中的一句话,以勾划出原始舞蹈的形态。
据《尚书·舜典》记载: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句话表明原始人能够用手或石敲打石器,并跳着模拟各种鸟兽的舞蹈。这种原始的舞蹈形式是原始人狩猎生活的具体再现。这在《吕氏春秋·古乐》中也可以找到几乎相同的佐证。《吕氏春秋·古乐》所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文中所说这种原始人的表演用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击石”则是先民们将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以伴奏化装成百兽的原始舞蹈,而且伴以效山林溪谷之音的歌唱,及击打击、石的节奏声。由此可见,这种最原始的歌、舞,其本身大都来源于原始人类对自身劳动生活的模仿。既然是模仿,那么,这种对生活动作的模仿也就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随着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摆脱以往单一的狩猎取食的方法。除狩猎之外,农业耕种逐渐成为生活中主要的食物来源。于是,反映农业生活的歌舞也随之产生。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可见,“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他们手舞牛尾、足踏舞步、口唱歌曲的情形,是实实在在的歌舞叙事,不仅有“玄鸟”、“总禽兽之极”仿生气功等内容,而且还有其它诸如祈敬天地(敬天常”、“依地德”)、歌颂君主(“建帝功”)和祷祝富足(“遂草木”、“奋五谷”)等内容。歌舞由三人完成,包含有八个主题,从其规模大小、复杂程度上看已相当完整。
总而言之,并非原始时代所有的歌舞表演都能孕育出歌舞叙事的萌芽。就戏剧的特性而论,只有那些初步具备装扮人物表演故事因素的歌舞,才与“以歌舞演故事”范式有更直接的渊源关系。一般而言,原始歌舞叙事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语言处于低级水平时,利用模仿性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意思;第二阶段,为了便于与神灵交流而在宗教活动中进行表演;第三阶段,当宗教目的消失以后,仅仅是为娱乐而进行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原始歌舞叙事萌芽作为人类音乐剧事业发展的母体,得以逐步诞生。
参考书目
朱光潜:诗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王永:节奏与诗—兼论节奏的起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三期,2007年5月
考德威尔:幻想与现实,第一章,《美学文献》1984年第1辑
刘青弋:舞蹈发生学假说——兼及艺术之起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朱存明:宗教仪式与艺术起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30卷第4期
本文摘自文硕中国音乐剧史八大研究计划之第二部专著《中国音乐剧史(专题卷)》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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