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比较

刘勰《文心雕龙》撰成于南齐末年，约公元五O一年，钟嵘《诗品》的写作时间，约在公元五一三年（此年沈约卒）至公元五一八（此年钟嵘卒）数年中。《诗品》的撰写比《文心雕龙》晚了十多年。《文心雕龙》广泛论述了各种文体，但最重诗赋；除《明诗》、《乐府》两篇专论诗歌外，其《时序》、《物色》、《才略》以至《体性》等篇也均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要评论对象；《诗品》则专评五言诗。《诗品》内容是否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不能确知。但两书写作年代相距甚近，两书作者生活在文学风气相同的齐梁之际，都很重视诗歌艺术，因此其诗论内容，很自然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少相同之处；同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本文就两人诗论的异同，略作比较分析。有些旁涉内容笔者另有专论，这里仅作概括性的撮述。

南朝文论家认为，历代诗赋的渊源，主要是《诗经》、楚辞二者。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指出，汉代以来的诗赋，“皆体则风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汉魏文体屡变，但“同祖风骚”。刘勰、钟嵘也是这样看。《文心雕龙》在《辨骚》篇中，指出作文（主要是作诗赋）应当“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即宗法《诗经》，酌取楚辞。《物色》篇在论述诗赋描写自然景物时，几次诗骚并举，如云：“诗骚所标，并据要害。”《诗品》把汉魏诗人的渊源，分为国风、小雅、楚辞三系，实际就是“同祖风骚”之意。只是钟嵘更把这种观点具体化，用以分析不少作家的体制渊源。《诗经》、楚辞虽同受尊崇，但地位又略有高低，在儒家统治思想影响下，《诗经》更高于楚辞。刘勰认为《诗经》是倚靠对象，文风贞（正）而实；楚辞是驾驭吸取对象，文风奇而华。比较说来，《诗经》文风更为雅正。钟嵘对国风、楚辞两系中的诗人，也有所轩轾。他评价最高的曹植、刘桢、陆机等人，均属国风系，楚辞系的诗人，评价相对要低一些。

主张风力与丹采相结合，是钟嵘、刘勰都很重视的一条重要的艺术标准。《文心雕龙·风骨》强调作品应风清骨峻，具有鲜明爽朗的风貌和刚健有力的语言；同时又认为清峻的风骨要和美丽的辞采相结合。风骨偏于质朴和刚健有力，辞采偏于文华。风骨与辞采结合，就是文章的质朴有力和文华美丽结合得好，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文心雕龙·通变》指出，汉魏以来，文风日趋绮艳，文胜而质不足，晋宋尤为突出，造成“风末气衰”即风力缺乏之病，因此主张作文必须宗法比较质朴有力的儒家经典，“斟酌乎质文之间”。刘勰大力提倡风骨，主旨也是为了扭转浮艳文风。钟嵘在这方面看法与刘勰一致。《诗品序》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也是要求文质结合得好。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文质结合得最好，故被誉为诗中之圣。以后陆机、谢灵运两大家都继承了曹植的优良传统。此外许多诗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偏胜的缺点。刘桢、左思等人，气盛而文采不足；曹丕、陶潜等人，则尤为质直俚俗；王粲、潘岳、张协、张华、谢混、谢朓等人，则均有文秀而质羸之病。因此，他们的成就不及曹植、陆机、谢灵运三家。钟嵘也认为近代诗风绮艳，缺少质朴有力的风貌，为了扭转时风，他比较推崇刘桢，而对成就突出、但启导当时诗风的鲍照、谢朓，则抑居中品。刘钟两人都认为后代绮艳文风导源于楚辞，《文心雕龙·宗经》有“楚艳汉侈、流弊不还”的指责：《诗品》把文胜而质不足的诗人都归入楚辞系。

因为刘勰、钟嵘都是重视风力与丹采结合这一条艺术标准，所以两人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点。对汉代无名氏《古诗》都评价极高，《文心雕龙·明诗》称为“五言之冠冕”，《诗品》誉为“几乎一字千金”。对建安诗歌之兴盛，都非常赞赏，刘勰称为“五言腾踊”，并对建安诗富有风骨的特征作了描述（见《明诗》）。钟嵘誉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并盛赞建安风力。在论述诗人渊源关系时，《诗品》对曹植、刘桢、王粲等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是启迪后来的大家。对魏晋重要作家，《文心雕龙·体性》列为代表的是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六家。六家中除嵇康外，《诗品》均列入上品。嵇康诗虽稍逊（《诗品》列入中品），但散文成就杰出，《文心》评论兼顾诗文，故与《诗品》品第略异。《诗品序》最肯定的是曹植、刘桢、王粲、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颜延之八家，大致与《文心》相近。《文心》不提颜、谢，因为全书对刘宋作家不作具体评述。《文心·体性》不提曹植、张协，因为它于建安、正始、太康各时期都只举两人为例。把以上这些名家作为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实际可说是南朝文人的公论。《宋书·谢灵运传论》标举的是曹植、王粲、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诸家，裴子野《雕虫论》提到的是曹、刘（桢）、潘、陆、颜、谢诸家，仅易王粲为刘桢。萧统《文选》选诗，也以这些作家的篇章为多。

以上是就两人所重视、赞赏的作家作品而言，再从所轻视或评价不高的作家作品来看，两人意见也多有相同之处。举其要者而言，一是鄙薄汉代无名氏乐府诗（中多民歌）。《文心》虽有《乐府》专篇，但对汉乐府民歌不作具体论述，对其中歌咏男女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笼统斥为“淫辞”。对晋宋时代产生的吴声歌曲，更不挂齿。《诗品》对汉代和南朝乐府民歌，均不品第。对曹丕、傅玄等受民歌影响较深的作家作品，评价较低。乐府民歌内容重视反映下层生活和男女之情，语言质朴通俗，在刘勰、钟嵘看来，是风格不高雅、文采不足的俚俗之作。《文选》基本上不选乐府民歌，反映了同一偏见。二是批评晋代玄言诗风。刘勰讥为“辞趣一揆”（《明诗》）、“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等等。钟嵘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并置玄言诗大家孙绰、许询于下品。玄言诗专门阐发老庄哲理，内容枯燥单调，语言平淡而乏文采，这种缺乏诗意诗味的作品，大抵为南朝文人所厌弃，《宋书·谢灵运传论》已有“遒丽之辞，无闻焉尔”的批评。三是对陶潜诗评价不高。《文心》全书论述作家面很广，但只字不提陶潜。《隐秀》篇有一句述及陶诗，但属伪文。《诗品》列陶潜于中品，指出其诗的特色是“真古”、“质直”，被世人目为“田家语”。《诗品》认为陶诗源出应璩，应璩源出曹丕，这三家诗的风格都是质直而文采不足。南朝文人对陶诗评价不高。《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都没有提到渊明。《文选》选其诗虽稍多（七题八篇），但数量仍远逊于曹植、陆机、谢灵运诸家。南朝文人特别重视曹、陆、谢诸家而对淘潜评价不高，是由于当时骈体文学昌盛，陶诗缺少骈体文学的文采，与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审美标难相左。刘钟俩人都重视骈体文学的文采，不满意缺少这种文采的作家作品，这在对汉乐府民歌、玄言诗、陶潜作品的评价中都反映出来。

上面介绍刘、钟两家诗论观点相同之处，下面再介绍两家不同之处。

一、在诗歌的性质、作用和思想内容方面，刘勰比较重视教化、美刺讽谏作用，重视诗的政治内容；钟嵘则更为重视抒情特征和艺术感染力。刘勰论文，注意政治社会功能，他认为“摛文必在纬军国”（《程器》），《序志》篇更有“五礼资之以成”、“军国所以昭明”的话。他这样讲，当然泛指各种文章，而且可说更着重指那些实用性的文章。但这种观点，在论述诗歌中也有所表现。《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就是强调诗歌的教育感化作用。《明诗》评述作家作品，也颇注意美刺感化，称夏代《五子之歌》“顺美匡恶”；《诗经》“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屈原赋“讽怨”“为刺”；韦孟《讽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应璩《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都是。《明诗》评述汉代以来诗歌，重点还是放在《古诗》、建安诗人、嵇阮、太康诗人、玄言诗、山水诗等方面，抓住了诗歌发展史上的主要现象，能尊重客观史实；但它重视儒家传统的诗的美刺作用，态度也是比较鲜明的。还有，刘勰着重从思想内容角度批评玄言诗，不满它们“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明诗》），“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

钟嵘不似刘勰那样注重诗的政治教化作用。他指出诗的特点是“吟咏情性”，但没有要求持人情性。他重视诗歌表现怨情，《诗品序》于此举例颇多，其中除“楚臣去境”一项外，都不涉及美刺讽谏内容。他主张广泛表现性情，重视表现“感荡心灵”的怨情。他对诗的思想内容要求比较宽泛，而更注意其激荡人心的感染力量。《诗品序》开头所谓“动天地，感鬼神”，也是讲的感染作用。《诗品》在评论作家作品时，也不象刘勰那样重视美刺讽谏。建安诗人较多美刺讽时之作，《诗品》仅于曹植云“情兼雅怨”，于曹操云“甚有悲凉之句”，提得也不鲜明突出；其他刘桢、王粲等作家评论均不涉及到这方面。阮籍《咏怀诗》中多感怀讽时之作，《诗品》仅云“颇多感慨之词”，也不是鲜明从美刺讽谕方面加以肯定，倒是用“可助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等语句具体赞美了阮诗强烈的感染力量。《诗品》仅于左思、应璩少数作家指出其诗的讽谕特色，评左思云：“得讽谕之致。”评应璩云：得“诗人激刺之旨。”这在《诗品》全书中比重甚小，与《文心雕龙·明诗》的于此屡屡致意相比较，确是大异其趣的。《诗品》评述作家的诗歌特色与成就，大多数场合重点都是放在体貌风格方面。《诗品》批评玄言诗，指责它们“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也是从语言风格着眼。

在关于比兴的解释上，也显示出刘、锺两人的不同倾向。《文心雕龙》有《比兴》专篇，刘勰论比兴，继承《毛诗序》传统，结合讽谕来谈，故《比兴》云：“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篇中特别重视兴，认为它“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可以寄托深广的政治内容。同时指出诗骚都是“讽兼比兴”，汉代辞赋发达，“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诗品序》则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不牵涉美刺讽谕。《诗品序》又认为，作诗如果专用比兴，则易导致意深词踬；如果专用赋体，则易导致意浮文散，也完全从艺术表现的效果立论。刘、锺两人的言论，哪个更符合比兴的原来意义，这里姑置不论；但于此可见，刘勰结合比兴来谈诗歌的教化、美刺作用，锺嵘则不然。

二、在诗歌的体裁样式方面，刘勰兼重四言诗、五言诗，锺嵘则偏重五言。《文心雕龙·明诗》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正体，指雅正的体式。挚虞《文章流别论》云：“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推崇《诗经》的四言诗为正体，当受挚虞影响。流调，似指流利靡丽之调，颜延之《庭诰》有“五言流靡”之语。刘勰称四言为正体，带有宗经意味。但他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故《明诗》论汉以来诗，仍以五言为主，其观点要比挚虞进步。锺嵘则偏重五言诗。《诗品序》指出，四言诗“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故云会于流俗”。锺嵘着重从艺术表现力的强弱角度，指出四言诗不如五言诗，在社会上的流行程度，也是五言占优势，这种看法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这方面，锺嵘摆脱了《诗经》为诗歌正统的保守砚点，见解确比刘勰要进步。

三、在用典、声律、尚奇等诗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方面，刘、锺两人的看法也略有不同。刘勰很重视用典，《文心雕龙》有《事类》专篇论用典。篇中强调用典的必要性，认为“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是古代经书的通则，应为后人所遵循。篇中指出，要掌握运用大量典故，必须博览典籍，“纵意猎渔”。但刘勰强调用典，实泛指各类文章，也没有说写诗必须用典。锺嵘则明确指出写诗不贵用事。《诗品序》云：“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真寻。”还举出若干佳句，说明它们都是即目所见，不是取自经史的故实。锺嵘因为目睹当时颜延之、任昉一派诗堆砌典故，流弊严重，痛加抨击，语气不免重了些。实际他只是说作诗不以用典为珍贵，也不是绝对排斥用典。他最推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三家诗，用典正复不少，他并没有因此有所贬责。可见他所排斥的是诗中堆砌典故，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己甚”。同时，《诗品序》也指出，那些“经国文符”、“撰德驳奏”等类文章，应重视用典。因此，在诗歌用典问题上，两人的意见相距实际不甚远，只是锺嵘强调不贵用事；刘勰则泛称作文必须用事，没有明言写诗应当怎样。

刘勰、锺嵘两人都重视诗歌声调的和谐流利。《文心雕龙·声律》指出，文章声调，应“玲玲如振玉”，“累累如贯珠”；音韵蹇碍，是“文家之吃”。《诗品序》也认为，“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应“清浊流通，口吻调利”。但两人对当时王融、沈约等提倡的声病说则持不同态度。刘勰主张区分飞声、沉声，当指区分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声律》云，“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相当于沈约所谓八病中的傍纽和大韵、小韵三病。（参考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可见刘勰对永明声病说大体上抱赞成态度。《诗品序》则讥永明新体诗为“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并直接对四声八病之说表示轻蔑：“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在这方面，锺嵘对永明声病说表现得不理解，对其缺点看得过多。

关于文风的奇，刘、锺两人看法也有些差异。《文心雕龙》所谓奇，有两种情况，须加以区别。一是指文辞、题材的奇丽、奇伟，刘勰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赞美屈宋作品为“奇文郁起”（《辨骚》），有“炜烨之奇意”（《时序》）；对这种奇，他认为应当吸取，即所谓“酌奇”。他批判纬书，但对纬书的“事丰奇伟”也有所肯定。另一种是指文辞、内容的奇诡，即逐奇失正，对此他持否定态度。《定势》指出，颠倒文句是近代辞人创作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史传》则批评世俗之人作史爱奇而“莫顾实理”的倾向。《体性》贬抑新奇而“危侧趣诡”的文风，《序志》抨击“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文风，都是此意。《诗品》所谓奇，比较单纯，只有肯定意的，指体制风貌、用词造句上的奇特不凡。《诗品》的奇，有时称为警策，与平庸、平钝的诗风相对立。《诗品》常用奇来赞美作家作品，如评曹植为“骨气奇高”，刘桢为“仗气爱奇”；同时用平来表示贬抑不满，如讥玄言诗为“平典似《道德论》”，讥当时膏腴子弟诗为“终沦平钝”。刘勰在论奇时，注意以雅正的儒家经典文风来约束奇，所谓“执正驭奇”（《定势》）；他认为逐奇失正，文风就流于奇诡。锺嵘对宋齐时鲍照、谢朓等新诗风也有所不满，但他不使用奇诡这一词语加以贬责。他一味肯定奇，而贬抑平。刘勰使用奇与正为一组术语，锺嵘则使用奇与平为一组术语。

四、在某些作家作品的评述方面，刘、锺两家之论亦有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五言诗作者、王粲刘桢两家的位置先后、谢灵运和山水诗的评价这几个问题上。关于西汉文人诗作者，涉及到文人五言诗的创始问题。《诗品》列李陵、班婕妤两家，不列苏武；江淹《杂体诗》于西汉亦仅拟李、班两家，锺、江看法一致。《文心雕龙·明诗》则指出，西汉成帝时刘向编定群书目录，“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玉台新咏》列有枚乘《杂诗》九首，《明诗》则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亦取存疑态度。关于西汉文人五言诗作者，当时传闻异词，故《文心》、《诗品》、《文选》、《玉台》诸书的评述或题署，各自有所不同。看来刘勰对此最为审慎，对于西汉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文人五言诗，他表示怀疑；锺嵘对此则加以肯定，并在论述诗人继承关系时突出了李陵的作用。

锺嵘于建安诗人，曹植下最推重刘桢，声称“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其次则为王粲。《诗品序》称“曹刘殆文章之圣”，不提到王粲。江淹《杂体诗》，拟刘桢诗亦在拟王粲诗之前，这是锺、江两家看法一致的又一例。按裴子野《雕虫论》称“曹刘伟其风力”，说亦同于《诗品》。刘勰则更重王粲。《明诗》云：“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谓曹植、王粲兼长四言、五言诗，刘桢、左思则专以五言取胜。《体性》列举历代名家，于建安举王粲、刘桢，王在刘前。《才略》说得更为明确：“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按《宋书·谢灵运传论》亦以曹植、王粲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与《文心》一致。刘、王两家诗成就都颇高，刘以风骨清峻胜，王以文采工丽胜，其中品第略有高下，同批评者个人爱好不无关系。《诗品》文风，散句多而气盛，《文心》文辞则工致密丽，这恐是两家意见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则锺嵘不满王粲“文秀而质羸”对南朝诗风带来的不良影响，故稍抑王；王粲兼长辞赋，《文心》统论各种文体（《宋书·谢灵运传论》亦然），故以王粲为代表。这也是重要原因。

锺嵘对谢灵运评价很高，刘宋诗人只有谢一人列于上品。《诗品序》称谢为“元嘉之雄”，认为其地位犹如建安之曹植、太康之陆机。正文虽也指出谢诗有过于繁富的缺点，但总的评价很高。西晋张协的诗，也长于写景，“巧构形似之言”，对谢诗产生影响，锺嵘对张协评价也甚高，列于上品。这说明钟嵘对谢灵运和山水写景一派诗歌是很赞赏的。刘勰于此态度有所不同。《文心》体例，对刘宋作家不作具体评述，于谢灵运亦然，但他评论山水写景诗，却是语杂褒贬。《物色》篇对刘宋以来崇尚形似的山水写景诗颇加肯定，认为它们刻划景色，做到细致逼真。《明诗》篇确切地指出了宋初山水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征后，接着说“此近世之所竞也”，语含贬意。《比兴》篇更是道出了对山水写景诗有所不满的原因。它指出，汉魏以来的许多辞赋和一部分诗歌，重视“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虽然比喻也很生动，但丧失了《诗经》、楚辞那种“讽兼比兴”的优良传统。这里可以看出，刘勰重视诗歌美刺讽谕内容的观点，也表现在对谢灵运一派山水写景诗的评价中间。

以上就锺嵘、刘勰两家诗论的异同，略述其主要之点。两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受着基本上相同的文化学术环境的熏陶。在当时，儒学、玄学、佛学同时流行，但在文学领域、儒家思想的指导仍占主导地位。南朝文学，继魏晋之后，骈俪文风进一步发展，讲求对偶、辞藻、音韵之美这些都给两人以重大影响。两人论诗最推崇《诗经》，认为《诗经》是诗歌的典范和源头，继承《诗经》传统的作家作品风格最为雅正；两人对当代发展楚辞传统、过于靡丽的诗风都表不满，企图借推崇《诗经》来加以矫正。另一方面，两人又都重视对偶、辞藻等文采，因而都推重曹植、王粲、潘岳、陆机等作家，而对汉乐府民歌、陶潜等作家作品则不够重视甚至轻视。建安以后，五言诗已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诗的内容也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景为主，不像汉儒那样强调美刺的政治内容。锺嵘的诗论更能适应这方面的时代潮流，他完全肯定了这种现象。刘勰则受儒家传统的约束较强一些，观点比较保守。尽管《明诗》也以较多篇幅介绍了五言诗的重要作家作品，但他留恋四言诗，誉为“正体”，他重视诗歌的美刺讽谕内容，并根据这根尺子来赞美某些作家作品，同时贬抑另一些作家作品，对汉魏以来诗赋作品丧失“讽兼比兴”的传统深表惋惜。两人诗论的差异，看来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