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华莹（2016年7月整理）

魏华莹：张老师，您好！刚刚召开的河南省文学“八金刚”作品研讨会，您位列其中，这也是对您多年创作实绩的肯定，首先向您表示祝贺。接着想请您谈谈写作经历。

张运涛：会后回来，我在博客上这样写道：我一直在努力，正在路上，也相当虚心。可能缺少天赋，但还算勤奋。正如邵丽老师所言，“八金刚”这称谓，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期许，也是鞭策。

“八金刚”中，我算起步比较晚的，之前在时尚刊物练过手，写过一些风花雪月的小文。真正创作，开始于2008年。还算顺利，第一篇小说就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现在看来，这不是好事。后来有文友告诫说，你得写出发表不了的东西。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写得太规矩了，应该写出让编辑们拿不准的东西。

我在一个县城高中教英语，高级教师，工作很忙。2009年，有幸遇到一个热爱文学的县长，他要把我调到文联——我没有同意，只答应借调，直到2014年元旦回到学校。文联那几年是我精力最充足的时候，小说也写得多。第一部小说集《温暖的棉花》被北京新闻出版局的“原创推新工程”纳入出版计划，并于2011年10月出版，当时我正在鲁院学习。

感谢文学！它给了我很多在其他领域没有得到的东西。2011年，我被省作协推荐到鲁院学习了四个半月。2012年6月，我又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10月底又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美国。有趣的是，我这个普通公职人员的因公出国难倒了市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他们从没办理过像我这样既不是党员又不是股长科长的人的出国手续。也是在同一年，我得以成为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文学院的院长是谁。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

魏华莹：能谈谈《温暖的棉花》创作前后的故事吗？

张运涛：那是七八年前的一个作品了。

有一天在网上遇到一个网名叫大胖的网友，她说这是她生完孩子后老公对她的戏称——女儿叫小胖。这个称呼太生动了，我因此起意以大胖为主人公写一篇小说。碰巧，过年在老家听到一个回乡民工讲的“笑话”，说他们厂一位贵州籍老员工在火车站遇到一小老乡，小老乡的父亲顺便就把儿子托付给了他。老员工也不老，过罢年才22岁，叫他老员工是因为他已经进厂五年。到了广州，小老乡走散了。老员工急了，为了等候小老乡，在火车站守了五天六夜。到底等着了，自己却因“无故”逾期不归被厂子除了名。之所以说是无故，是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这个故事原本很温馨，夹杂着些许的辛酸，可是，见多识广的打工者讲述这个故事时却用了“傻B”这样不屑的字眼。

小说发表后，受到选刊的关注，还有人因此说，这是我的发轫之作。

魏华莹：作为60后作家，您觉得自己这一代写作的资源主要从哪里来？

张运涛：你们这代人，一下子把我们推远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写作资源应该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国家贫困，家庭也贫困，我的家庭尤甚。我父亲年轻时瘫痪，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女人身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内心，我因此也养成了不表达自己情感的坏习惯。人总得有个出口，我的出口就是读书。我不擅长与人沟通，而读书正好是一个不用与人接触的活动。初中，高中，包括工作后，我一直沉浸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为其中的人物命运叹惜，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同时也渐渐掉了队。

经验表达几乎是每个作家的必经之路。作家的视野不断拓展，想象由此及彼。但有人说，作家一辈子都在写童年。我相信。童年的生活，童年看世界的视角，童年的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魏华莹：作为一位注重写现实的作家，您在写作中如何来把握当下社会？

张运涛：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房间》，很受触动。这是一部与性奴有关的故事——我们中国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但编剧却另辟蹊径，在恶中绽开善之花。当然，我不是说作家们都要少一些批判，多一些发现。我是说，重要的是，写作者如何看这个世界。

魏华莹：您的散文《一个人的县城》刚刚入选《散文选刊》，写母亲的《代元美》也刊登在《天涯》杂志。您觉得写小说和写散文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张运涛：如果说小说是作家的影子，那么散文就是作家的肉身。

我的主业是写小说，小说能让我自由自在地朝着我的既定方向奔跑。写小说的另一个美妙之处是，我就像一个导演，或者说课堂上的老师，人物、语言、细节，都由我牢牢地操控着——也有由不得我的时候，人物被我写“飞”了，偏了航向。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导演，还是老师。

我起初不喜欢散文，尤其不喜欢那些到此一游，或者廉价的亲情类散文。优美的，被太多的形容词堆砌成的主体，往往是一种假象。后来读到周晓枫的散文，才知道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挖自己，也挖社会，直到痛。处女作《黑暗中的告别》因此诞生。幸运的是，这篇一万两千字的散文竟然顺利地得以发表，并且获得了《广西文学》当年的散文奖——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奖由八个广西著名作家投票产生，与我竞争的是散文名家王开岭。第二年，《黑暗中的告别》又获得了首届林语堂散文奖。这篇散文让我获得了比小说更多的荣誉，也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信心大增。

《一个人的县城》恐怕是我的作品传播最广的一篇，在它被《散文选刊》转载之前，微信上的阅读量已经接近13000。近一段时间，无论我去哪儿，都会有人说读过我的《一个人的县城》，突然有一种聚光灯下的光亮感。这其实是一篇很个人化的东西，个体经验，试图映射大千世界。相对于《一个人的县城》，我更喜欢《天涯》上的《代元美》。正如文章第一节所述，生活中的小细节牵出了那一代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魏华莹：底层文学、基层文学在文坛一直呼声较高，但作品偏少。作为一位在基层工作、写作的从业者，您觉得基层生活在您的作品中如何呈现？

张运涛：我明白您的意思，关于底层的好作品太少。

现实主义作品要超越现实，是当代作家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仅仅是在记录当下的中国，想象力匮乏。在这个最应该出好作品的时代，在这个生活比文学更戏剧化的时代，文学并没有在场，着实悲哀。

我是最基层的写作者之一，我觉得自己还是熟悉底层的，比如那些乡村的打工者，小县城的公务员……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我每天都要与他们打交道。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应该是一个实然世界向应然世界转变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要高于生活，让作品轻盈地飞起来。飞多高才能不至于失控，这个课题正召唤着有野心的作家们。

魏华莹：在您塑造的底层人物中，您似乎总想设计出一些不苟且的人，如好人欧阳、任雷诺等等，这些人物有原型吗？

张运涛：好人欧阳和任雷诺都是同一个原型，包括我的另一个短篇《大卫》中的大卫，也是。

我敬重这样的人，纯粹，简单，他们要是生活在魏晋时代，肯定会比肩竹林七贤。说实话，现实中这种人不容易相处，我们经常会把他们定义为神经病。但他们也不是那种容易让人心里记恨的人，相反，我们静下来时会拿他们作参照，反观自己。

事实上，欧阳和任雷诺都是我的愿望，是我仰望的对象。我在《好人欧阳》的最后借欧阳之口警示众人：“你们才神经哩！你们这些人，病得还轻吗？”

魏华莹：作为一名高中老师，您很少写自己的教师经历或者个体生活，原因是什么？

张运涛：我是很少写教师经历，但我一直在写我自己的生活啊。

教师这个群体，我浸淫其中过久，有些麻木。试图写过，但只开了个头，就难以为继。以后肯定会写的，可能需要隔开一段时间或距离来回望吧，现在还不是时候。

魏华莹：您曾有过美国之行，也参加过各类文学活动，您觉得外界的这些事物对您的触动是什么？

张运涛：在芝加哥一家博物观，我被二楼入口处的那幅欧洲农民的画像震到了。一个农民在劳作的间隙中抬起头。他的神态让你强烈感受到那个时代农民的纯净、质朴。我不懂画，但我似乎从没在国内的画纸上见过几百年前的农民。中国古代的绘画，大多寄情于山水，偶有人物，都是帝王将相，且修饰严密，像工笔画，极少有普通人的画像。这种鲜明的特点，可能正是东西方艺术理念的差别。

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很偏远的一个小县城，远离铁路，县域内没有高速公路，这在平原地区很少见。有一段时间，因为修路，县城几成孤岛，出去一趟特别难。但小县城很安逸，是适宜生活的地方。这其实也是缺点，小县城太安逸了，缺少大城市居民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气儿。尤其是中年人，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工作和追求，而是头天在哪儿和谁一起喝酒了，出席的都是什么级别的领导，谁喝了多少，谁喝高了……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那些细节，直到又有了一次可以谈论的酒局。

没有人谈论文学，我指的是严肃地谈论文学。所以我特别珍惜外面的一些文学性的会议，哪怕是作家们的聚会。前辈们的讲座自不必说，文友们的聊天也一样让我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我喜欢听他们讲自己的构思，他们读过的好书，以及他们喜欢的作家的做派。这样的文学活动于我，就像一个长年不得不素食的人，突然有了一次吃大餐的机会。

魏华莹：在漫长写作经历中，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是哪些？

张运涛：我喜欢读小县城作者的作品，还有熟悉的人的作品，希望能从中悟到他们是如何处理与我有同样经验的素材的。

我不知道哪些作家影响了我，我喜欢契诃夫、沈从文、厄普代克……我喜欢短篇小说。张爱玲也算一个吧，我喜欢她的语言，她应该是师承了曹雪芹。门罗也应该算一个，我最近又在读她的书，第三遍。我们的生活背景相似，门罗也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小说里也都是些小人物。阅读的过程，你很难判断她小说的着力点，她的人物似乎都闪着幽微的光芒。关键处，她总是惜墨如金，让你回味无穷。刘庆邦早期的短篇小说也好，很有灵性，很美。

魏华莹：如何书写中国故事，我想您用您的县城为我们勾画了很好的文学地图，请问您最想写的是哪一类题材？

张运涛：农民，以及小县城。作家都要有自己的领地，在其中翻找，以期回答自己内心里的疑问。这片领地是一个作家认知世界的入口或推动力。

我和安庆多次聊过我们一直着力的乡土文学。我们共同的认识是，乡土是中国文明的根，乡土文学没有式微；相反，因为城市化的加快和扩大，反而有了更大更为深刻的表现意义和目标。这其实是乡土文学的再生。农民进城后，乡土文学抒写的内容变了，作家们不能一味地停留在对乡土的吟唱上和对城市的隔膜与竞争的批判上。

魏华莹：您觉得自己写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运涛：如何冲破禁锢，创新。创新当然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题材上的，文学创新的目标更应该是发现人身上新的东西。艺术标准的变化就是个明证，从建国初期的高大全式人物形象，到文革期间政治主导下的人物形象，再到现在立体化的人物形象。

魏华莹：好的，谢谢您，期待读到您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魏华莹 ，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