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追溯到1995年，我和同乡拓瑞军一路火车抵达上海。我们下了车，拓兄便把包袱扔在车站的某块地砖上，一屁股坐在包袱上打了个响亮独特的唿哨，然后用拖着长音的陕西话说：“上海，额们来咧——”。之后，我和他一起开始了我们的大学时代，而我对拓瑞军的喜爱也大抵和这个唿哨有关。

“独特唿哨”却引来了一段最通俗的青春爱情故事，那故事如何开始已经无从考证。只记得，大学里的冬季，我与拓同学常在第二食堂买大排和炒青菜，吃罢，我跑到水龙头跟前把掉了漆的搪瓷饭碗洗干净，拓瑞军便把我冻成胡萝卜的手攥在自己口袋里焐着，直到两人手心都焐出了汗。
只记得，拓同学去电影院排一天队买《泰坦尼克号》的电影票，可归途却把票给弄丢了，他垂着眼睛骂自己是个大笨蛋，我捧着他的脸怜惜地说：“我们不看了，莱昂纳多可没有你帅”。至今我没有看过那部经典的电影，因为那个关于爱情的神话在1997年都定格在了小拓低垂的眼睛里。
　　
按照我的现有思维，1999年的我和拓瑞军绝对是两个糊涂虫，拓同学踌躇满志的在上海火车站与我告别，他行囊里揣着三百块钱南下深圳，他脆生生的对我说：“妮子，等我安顿好了，就来接你。”而我即便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淌，也仍决然的对拓同学说：“嗯，我等你。”
至今我都不大明白，1999年的拓瑞军为何不带我这“家属”前往深圳，而1999年的我为何不愿随军奋战去。如果我们两个手牵手的去了南方，或许三生四世的缘分也就此圆满了，成为深圳闹市里两块相依为命的地砖，牢牢抓着、攥着、爱着、活着。可显然，青春时代必须玩儿点花哨的悲情剧，来注解“世事难料”这成语。

1999年到2001年，我和拓瑞军在不同城市与孤独和诱惑作战，总有一道障碍阻止着两个人去团圆，也总有一个空子分别被某个男青年和女青年钻了。有人说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用时间检验的。如若以此论证，我和拓瑞军的爱情无非只是青春时代的一次荷尔蒙碰撞罢了，撞出半空花火，却最终烟消云散，入了尘土。
我和拓瑞军的爱恋“入土”之后，我们相继在上海和深圳有了固定或者非固定的恋人，只是在极度快乐和极度悲伤时会联系一下彼此，挂上电话竟有种温馨，即这世上毕竟还有个人儿，不是那个凡俗的婚配者，也不是那个陌生的路人。这感觉很奇特，互相依恋着，却并不想彻彻底底得到。仿佛得到了，那爱恋的紫色水晶也就变成蓝墨玻璃球了。

2003年，拓瑞军职场失意，几乎倾家荡产，差不多被一脚踹出了深圳。他灰心之际爬到泰山顶，给我发短信道：“我突然觉得把握一个女人可能比把握地位和前程都重要。”收到此短信，是我们相识8年后和分别4年后。光阴荏苒，这短信纸片般的飘到我面前，却只能翩然落地，撼动不了我们已然分手的习惯。尽管如此，我仍然奔到泰山与他相会，彼此唏嘘了一阵，可纷纷都不觉得要打乱自己的原有轨迹。至今我仍保留着山顶的一张留影，两个人面对面举手托着一轮日头，可其实两人却是双手空空，捧得只是一段情，如朝阳般的藏在心里，取出来却就会散失了。
从泰山下来，拓瑞军就回了深圳，毕竟这成年男人从情绪里拔出来，南方都市的位置立刻开始熠熠生辉，不可抛弃了。而我自己的脚印子也已然刻在了上海，不可抛弃了。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各自都在干事业，同时往各自婚姻的路上奔。两人越忙，缘分也就愈加没了。可唯读保留着时常联络的习惯，有时候，“老”拓酒醉后给我这“老”妮子打来电话，倾诉、唱歌、甚至哭泣，第二天清早再道歉，说如果有什么不该说的话就只当没听见，我赶紧配合着告诉他没有不该说的话。其实当夜听着“老”拓的歌，流了一晚上眼泪呢。

有朝一日，这“老”拓将在深圳高楼大厦的间隙里寻到一个家，而我必然也会在另一城市拥着自己的小窝安居乐业。整整十年，眼看着对方长大，也被对方关注着成熟，这份情意也许不能用厮守和婚配来注解，更不能用事业和爱情的取舍来定论。
总而言之，我和拓瑞军爱的糊涂、恋的缠绵、维系的也不清不楚。可必然会保留着这份不伦不类的爱恋，不须锻造出个结果，因此那恋的历程以及爱人也就棱角分明，足以黯然并眷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