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他们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没有“家”的感觉。
    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
    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裸官”现象在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 “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则又说明贪官的准备是行之有效的。

    倒是从贪官们的早早准备到最后一跑了之，折射出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因为没有准备，于是在与早有准备的贪官的较量中，有关方面是顾此失彼，贪官则游刃有余，更甚至在贪官逃之夭夭之后，有关方面才如梦方醒却已措手不及。

    贪官的堕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至于他们为外逃所作的种种准备，更是不可能真的人不知鬼不觉；这一切本来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惜的是有关方面竟然视而未见。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早有准备的贪官们骗过了没有准备的有关方面，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给贪官们的早有准备提供了可趁之机。

    应该说“裸体做官”是一个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　　

1995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1月31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

    虽然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对申报材料没有必要的统计和审计过程，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再加上需要申报的是官员，负责登记备案的也是官员，于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这就给“裸体做官”制造了便利条件，甚至是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　　

    这些观点说明了问题所在，我国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造成监督和被监督者之间一团和气的局面，法律制度被虚化，这样不管制度如何设置，最终效力会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并不在于“彻查”，也不在于“备案”，而在于充分的透明。可以断言的是，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和透明，那些“裸体做官”者，也就真的会变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裸体”，他们再想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外逃做准备，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附：“裸官”逃往国外一览：
蓝甫：原厦门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索取收受贿赂500多万，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许国俊：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与他人盗用4.83亿元后，远遁海外。
董明玉：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住美国新泽西州。
蒋基芳：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原烟草公司经理、原党组书记，2002年携百万巨款出逃美国。
程三昌 ：原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逃到新西兰。
杨秀珠：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2003年4月携家人逃往美国。
陈传柏：原昆明卷烟厂厂长，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卢万里：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罗庆昌：原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1999年8月潜逃出境；
周长青：原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2002年初，新华社播发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广东省至少失踪官员790名、外逃1240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达466名；上海市则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北京市则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其余各省诸如河南、福建也涉案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