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由于我在“党的关键时刻没有和党坚定地站在一起”。我在这里的政治生命，随着一次次保卫部门领导找我“谈话”，迅速地接近死亡。同样，在我生命最关键的时候，我也不能指望更多的同情和保护。1991年，我被迫离开了这个工厂。

我与这个工厂中断了联系。虽然这期间还与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李建平、刘中新、王宝祥、李春林、李克健等私下通通话，但再次踏入大门则是三年之后了。当重新靠近昔日工作和居住过的图书馆时，我感慨万端。幸运的是，我终于能够以平静的心态从容面对过去的一切。

又过了几年，王宝祥和刘中新接替了管理的印章，机床电器厂从此对我赋予了新的含义。我回去看望他们的次数明显增多，对机床电器厂的命运格外关心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论故乡时说过：曾经收容我们心灵的地方，我们都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乡。的确，北京机床电器厂曾经收容了我的心灵。

早在20年前，北京机床电器厂的招牌就已经改为北京机床电器公司。而今天的厂址也在数年前从二环路内的广渠门迁移到五环路边缘的酒仙桥，总人数更从1100人左右降至不足300。昔日我组装了6年之久的继电器和接触器，也在更新换代中被淘汰。这里，同龄人已看不到几个了，尤其是女工，45岁就已纷纷内退。硕果仅存能够看见的伙伴们，也大抵头发花白、显出老态。他们的样子折射出我，岁月竟然这么残酷地把我们一起拖向西斜的山坡……

所有的“老人”都胖了（福子除外），曾经的青工，现在有的成为车间主任、科长，有的甚至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当然，最为看好的王宝祥、刘中新都稳稳地坐在了前排位置。然而，险峻的生存现状带给他们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任机床电器厂领导都要大。面对南方纯民营、私企的挤压，保持市场份额的手段越来越少。

“人家敢用降低原材料成本来竞争，我们不敢，怕失掉老客户。”技术人员左右为难地说：“可原材料又一个劲儿涨价，已经没有了利润空间。”受工资等多方面限制，难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而产品更新周期的缓慢，又势必消弱市场竞争力。

在北京机床电器厂那么多年，我都不曾为产品销路、市场前景思考和担忧过，现在，我却开始为他们担忧起来。尽管已经改为股份制，但国营企业的痕迹还在许多地方依稀可见，比如人浮于事。20多年前，在政工部门的办公室里闲聊的场景居然还没根除，这让我大为惊讶！

组装车间依然是最为繁忙的。同我一起离开顺义进厂的李克健，掌管着目前最大的车间。簇新的组装车间传送带上，摆放着黑色的各种电器开关。我离开时还是技校的学生，现已成为组装车间35岁左右的主力军。我看着似曾相识的那些面孔，试图揣测着有谁可能为“小泉的下任也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或“伊朗的内贾德会不会沦落萨达姆的下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题而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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