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

——读索尔·贝娄《赫索格》

索尔·贝娄以《赫索格》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所谓“当代文化”，应该就是指的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他的一生最喜欢做两件事：旅行和写信。其实这不过是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纽约时报书评》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发表了一篇题为《连锁信》的书评，说赫索格那些疯疯癫癫的书信片断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信条：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神志正常的旧定义对这趟旅程并没有帮助……但爱、公义、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与暴力和威胁泰然共处。赫索格正是一个为寻求爱和公义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无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对交流的对象，他被他的时代所拒绝，或者说他拒绝了他的时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将所有人都当成交流的对象，渴望跟他们亲切交谈，诉说衷肠；但他采取了一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写信，而且一封也不寄出去。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与收件人一起分享着精神的乐趣。赫索格是少有的正人君子。或许这正是他的缺陷，他默默承受着一种自身的懦夫状态，在妻子、情人和日常生活面前。他第一个妻子因此抛弃了他，为了探望子女，他只好经常忍受前妻的奚落。第二个妻子马德琳跟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跑了。无家可归是赫索格旅行和不断写信的前提。他仿佛一条千里寻家的狗在中途奔波。他反对老师跟学生发生男女关系，维护师道尊严。正是这一点，被他任课的夜校的学生雷蒙娜相中了。雷蒙娜认为，到处都是坏蛋，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已经很少见了，于是主她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当然，赫索格不是没有弱点的。比如，他非常欣赏女性的乳房，认为这是艺术品。雷蒙娜正好发现了他的这个“死穴”。在赫索格眼中，所有的女性婚前都是他所憧憬的艺术的化身，婚后都成了他的生活导师，指导他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女性变幻莫测的性格令赫索格头晕目眩。经过两次离婚之后，赫索格已经丧失了爱的勇气。面对雷蒙娜，他简直是在东躲西藏，这是他的认真之处。第三个女人雷蒙娜，注定只能伴随着他的漫无目标的旅行和不断书写却不寄出的书信一起，在“爱”的途中游荡。尽管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雷蒙娜依然在他身边，但赫索格已经丧失了交流的热情，“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这是一种交流愿望的最终的和绝望的消亡，一种必然的失败。最后的交流渠道毁灭了。社会价值的崩溃是从最小的单元(家庭)开始的，也是从最隐秘的个人情感领域开始的。生活的不幸遭遇以及精神上的迷惘苦闷，使他无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找到慰藉，唯一可使他感到欣慰是，没完没了地给古人与今人写发不出去的信，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恨。这一封封未发出的信，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无休止的独白。1976年，索尔•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过：“让我花点时间比较仔细地看一下这种痛苦:这在个人生活中是不安或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来说——则是混乱，在公民品行、个人忠诚方面……是更加混乱。而且，随着个人不安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困惑”。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文化写照。

在美国的当代文学中，索尔•贝娄与威廉·福克纳以及欧内斯特·海明威是鼎足而立的三大家，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比较而言，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也极为鲜明：福克纳有点土气(美国南方的乡村感知)，海明威有点痞气(垮掉的一代的精神状态)，而索尔•贝娄则是一种书卷气(有点痴气)，所以若无知识与学问是无法读懂他的小说的。赫索格作为一位大学历史教授，他的一本专著名为《浪漫主义和基督教》，以罗曼蒂克的视角研究基督神学，这表明他是一位很有生命激情的文化学者，可是事实上他所身处的时代环境却是一点也不罗曼蒂克。索尔·贝娄在小说里始终在追问：“人总是某种东西，但他是什么呢？”这是作者对存在困境中的现代人追寻自我、探求人的本真存在的一种哲学思考。在纽约的夜校里，赫索格边讲课边不时地停下来飞速在纸片上记下片言只语。他要在冥冥之中追求自我的存在，探究人的灵魂。“死亡——死去——再活——又死一—活”，“没有人，就没有死亡”。“你的灵魂要下跪么？也有好处,擦地板。” 这些杂乱无章的笔记折射出了一个思想者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的精神漫游。这种混乱的玄想和沉思以及后来那一百多封没有发出去的信，都是赫索格身陷一系列困境后，因空虚而引发的焦虑。因为这些信件蕴涵了赫索格对哲学的思考、对历史的探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性关怀。赫索格的孤独与迷茫，源于现代文明的失落，在飞速发展的文化新变中，他成了一个失魂落魄者。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上，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前途的荒诞人生。小说的结尾他来到了乡间别墅并与雷蒙娜再渡爱河，究竟能否得到精神的救赎与解脱，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