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鄙视链研究

“文人相轻”语出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话题，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曹丕的时代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但并非一个文学史的定论，因为还有许多人提出“先秦”“汉代”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就可见，文学的“自觉”与否已经成了悬案。而究竟何谓“文学自觉”，其实也是言人人殊。就目之所及，各种界定都有，诸如“审美性”、“抒情性”、“个体性”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来，问题就回到了文学理解的见仁见智，文学理解有过唯一的正解吗？显然没有。于是，“文人相轻”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吗？在文学领域里经常可以听到“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红楼梦》”、“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类的话，鲁迅先生也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于文学的阐释永远不会要求得出一个统一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因为文学领域不是谈论真理的地方，而是激活灵气的地方，所以，文学不求“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各人所见皆异”。或者说，“我就是要证明我与你们大家都不一样”。魏晋时代的文人之所以把“相轻”的问题明朗化了，根源乃在于他们触摸到了文学最本质的内涵——诗性，或者说“诗性智慧”，中外文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就是诗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实就是文学理论。诗性的境界是一种智慧的境界，而智慧是一种永无定论的东西，这正是智慧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总是无定论的，因此，真正的文学悟性从不关心正确与否，而是关心精彩与否，看其是否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和新的想象空间。弄清楚了文学的智慧本性，再谈“文人相轻”必要性与合理性就不难理解了。人类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如同一条精神的长河，它需要不断地激清扬浊以保持活力避免惰性，而文人相轻使文人或文学作品一直处于舆论的严格甚至苛刻的监督和批评之下，无形中促使文人的自警和自励，从这一意义说，文人相轻是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困难不在于揭示“文人相轻”的这一正面意义，而是需要看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因素。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个是“文人相轻”的道德化倾向，一个是“文人相轻”的跨界化倾向。前者容易导向对“相轻”者的道德批评，后者则是导向了对文学边界的泛化。我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去了“新某社”工作，在“无冕之王”的时代广受推崇，但是随着新闻传媒的声誉江河日下，社会上已经把“记着”的职业打入了鄙视链的底端，这实际上是对其职业操守的道德评判。不过新闻记着和新闻报道是否属于文人和文学还是有其清晰的边界的，只是有时新闻太像小说了。

回到“文人相轻”的内在逻辑中来。既然“相轻”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它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作为一种智慧形态，它的“相轻”是单向的而非双向或相互的。只有在文化高端的一方才有资格向低端的一方投去鄙夷的眼光。如果把文学圈子里各种鄙视链梳理一下，大约可以得到如下几种认知：

一是视野的宽窄之别。文学境界的高下是与视野的宽窄相关的，因为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说到底是为了弥补个体生命的局限，帮助人们看到超出个人眼界的更大世界。谁的视野开阔谁就站到了鄙视链的顶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可以飞钱钟书莫属了。钱先生的文化视野在自不待言，小说《围城》堪称现代“文人相轻”之祖，他把西南联大的同事写得那样不堪，我甚至都觉得有失厚道了。现在看来，钱先生的犀利真是触到了现代文人的痛处。作为大学中人我是深有同感。

二是悟性的深浅之别。我一向以为，文学工作是一项高智商的工作，不是随便编一个烂故事就能当作家的。而悟性的深度需要对生命的透彻之悟，需要对当下生存境遇的深刻理解。一个满脑子都是“回到明朝当王爷，回到清朝当格格”的写手，怎么能指望不被人鄙视；一个满肚子都是“吾皇万岁、吾皇圣明”的作家，怎么可能不被人鄙视。文学的伟大首先在于个体生命的伟大而不是相反。

三是见识的高低之别。一个作家所表达的是“高见”还是“低见”，全在于他是否说出了时代的心声。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是一个批判者，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持质疑和清算的态度。换言之，作家的天职就是挑战权威，埋葬旧说。现代西方的那些伟大作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旧文学旧文化旧思想的埋葬者。文学是一种天才的创造，天才就是立法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法规。一个天才的新见就是对“文人相轻”最好的诠释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