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一声啸

——古人抒情方式

啸为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元素，自春秋时期的《诗经》起就有了记载，到魏晋时期的蔚为大观，陶渊明有《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而阮籍、孙登则有了名扬千古的“啸台”；至唐宋时期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吟啸之风直到宋代仍是文人士大夫风范自嗨的标志。它是中古以来文人风骨的表征，也是魏晋风度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啸”的记载，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诗经》中关于“啸”的记载出现在三首诗里，《召南·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其啸也歌。”《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仳离，条其啸矣。”《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这些啸声归结起来都是弃妇怨妇的凄厉之啸，是一种单纯的幽怨情绪的表达。到了魏晋时期的啸已经升华为艺术的范畴和自负的表达。《世说新语·栖逸》云：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郏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孙登与阮籍由此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善啸者。《世说新语》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这个时期还有一些著名人物以此著称。《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陶渊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饮酒·其四》：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最有趣的一件事，《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粲)好驴鸣。既葬，文帝(曹丕)临其丧，顾与同造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可知在魏晋一代以发声显个性绝对是一种时尚。虽不能说所有啸都像驴鸣那样有血气，那样勃勃旺盛，那样夸张，但肯定有一部分啸是这样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阮籍之啸"闻数百步"，孙登之啸如"数部鼓吹"，使"林谷传响"，也很难解释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东轩"而"傲啸"那痛快淋漓、自由自在的宣泄行为。

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畅快淋漓的“啸”？用一个词诠释，那就是“自由”。自由精神是魏晋士人最根本的价值诉求。魏晋士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原因在于，"肉"(喉、嗓、唇、齿等)发出的声音比丝(琴、瑟)、竹(笛、箫)更"近自然"。这里，肉即自然，指自然人的肉体器官及内在血气。肉声，如啸、叫、咆哮、嚎、鸣、歌、吟、咏等，在魏晋士人看来就是最自然的人声。它不仅可以曲尽其妙地传情达意，而且本身也是感情意念最自然的流露。它可以更自由地传情达意，而不必受到外物的束缚。啸，又是一种不立文字，没有曲牌、曲调的纯自然音声。魏晋士人爱啸，但未留下像诗、词、曲、赋那样千古流传的文字之作，其原因就在这里。《啸赋》云：“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又云：“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这说明，不管啸、驴鸣、吹口哨，还是叫、咆哮、嚎、鸣，作者大都遂心率意，即发即止，而不立文字。因为，作者一旦被文字所拘，发泄便难得自然、自由、痛快。由此，啸便成为一种来自心灵，又能像行云流水一般抒情达意的自然音声了。不过，魏晋的自由开放毕竟已成绝响，并不是每个时代都可以在情感上自由裸奔的。所以，魏晋以后的“啸”还是收敛、含蓄了许多。魏晋士人之啸，大体可分为独啸、对啸、群啸三种。独啸，是自我畅情达意的一种言志、消闲形式。它的特点是旁若无人，重在表达纯个人的旨趣，或难以言说的心事。如《晋书·周顗传》："(于)王导坐，傲然啸咏。"《世说新语·简傲》："(阮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对啸，是知己之间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交流形式,它重在情感意念的沟通，但双方不交一言而纯用啸声,如阮籍与孙登的苏门山互啸。群啸，是三人以上集合起来表述心情的一种形式，如曹丕率众臣僚在王粲墓前那集体性的驴鸣就是群啸。成公绥《啸赋》云：啸，"发妙音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又云："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这说明啸是一种不立文字，没有曲牌曲调的纯自然音声，但却可以表达各种复杂的生命感受。

“啸”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广受青睐，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统治的高压政策挤压了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激发了士人的回归自然呈现求自我强烈冲动；其次是建功立业受挫导致了知识分子生命行为向内转的的犬儒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苦闷的宣泄；最后是啸的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表达不随流俗的自然之志，如《啸赋》云：“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 “情既思而能返，心虽哀而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