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合之研究

——一个先秦婚说

《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是“野合”一词最早的出处。这给历代研究者出了不少难题，各种说法都有。有“野合”谓不合礼仪之说，有男子婚过六十四皆为“野合”之说，今人又有“野合”为强奸之说等等。其实，“野合”就是男女在非家庭的场合“干那事儿”，而这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合法的婚姻活动，三百多年后的司马迁就用这两个字客观地记录了这种不“婚”而交的群婚制在春秋时代的遗习，有关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史料和公认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吕氏春秋·侍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这时的人类尚处于原始群的乱婚阶段。随着文明的进步，由族内婚发展到族外婚，再到对偶婚，并逐步到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只不过现代婚姻制度的形成是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事实上，古代关于“野合”的传闻孔子并非孤例，另一个大人物也许就是汉高祖刘邦了。《史记·高祖本纪》这样描写刘邦之母：“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说明刘邦之母也是在野外受孕且非刘太公所为，司马迁表面吹捧“龙种”，实则暗讽“杂种”，给刘太公戴上绿帽子。《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也记录了一次男女幽会的过程：“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这里的“死麕”绝非一般所谓“死鹿”，而是打情骂俏之语，犹言“死鬼”；“白茅”，易经大过卦的初六爻辞“藉用白茅，无咎。”按易经通例，阴爻白茅即为女人之象征。于是这首诗的现代语义为：“野外那个死鬼啊，被他的女人抱住了。一个姑娘在怀春，小伙子前来勾引。……你别那么猴急啊，别弄乱了我的头巾，别惹得村头的狗叫起来。”《诗经》国风里的诗大部分都的记录野外幽会的情诗，那是一个奔放而狂野的时代，没有任何伦理教条的束缚，甚至官方对此也是鼓励的。《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早春时节男女私奔不被禁止，若不出奔还要受罚。由此可知，后世道学家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1977年春在四川新都县发现了两块汉墓画像砖(见图4)，其内容是男女在桑树下交媾。图是在一株桑树下，头绾高髻的采桑女仰卧地上，双腿翘起，她采桑的筐子及罗裙带扔在身旁。高大男子正俯身扑在她的身上，露出硕长而坚挺的生殖器。后面一位矮小男子似乎是伸出双手助力高大男子的臂部，其生殖器也是勃起的。在画面的左端还有一男子急不可待，夸张的生殖器向上斜挺直抵桑树。图是采桑女仰卧地上，突出一对高耸的乳房，翘起的双腿因支持太久，左腿已垂下。原在画面左端的那位男子正在俯身交媾，而高大男子交媾后已到桑树下休息，矮小男子交婧后也疲倦地倚抱住树干。这样的画面可能会让现代的淑女们涨红了脸，但这正是历史合理性的展示。画面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包括，一、桑林是自由交媾的场所，因为这是采桑女经常出没之处；二、这种交媾可称为一次春天的性狂欢节，且不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干的；三、人的欢乐与鸟儿的鸣叫和猴子的嬉戏融为一体，这是人与自然的生命欢歌。有关孔子父母的“野合”，在《孔子家語卷第九 本姓解第三十九》有详尽的说明，“徵在既徃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勇，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意谓叔梁纥年过六十不能在家庙举行婚礼，而他又求子心切，只能在尼山私祷了。不过这不能理解为“非礼”，只是方便法门而已。

其实，春秋时期的“野合”并非只有桑林一途，桑林只是其中之一。归结起来大约有这样几种。其一当然是桑林幽会。《诗经·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诗经·卫风·氓》：“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一直都是青年男女春情发动时的联络密码，所以，《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桑山之林，能为云雨”。其二，春台，这应该是一种搭建在野外的婚床，即是说贵族男女的新婚之夜是要在春台上尽兴的。而且只有贵族才有能力进行这种豪华“野合”的。《诗经·邶风·新台》讲的就是卫宣公为纳宣姜所筑的新台，表明贵族的新婚之台也是为“野合”而建。这种风俗在《道德经·第二十章》里也留下文化遗痕，“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很多版本误作“如春登台”，是不理解“春台”乃“怀春”、“春情”之义，《楚辞·天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这说明大禹和涂山氏女也是在台桑之地野合而成夫妻；其三就是“上宫”了。“要我乎上宫”，就是相约去上宫台参加性派对。上宫台是祭祀高禖(女娲)的场所，也是男女自由性交的平台。《春秋》记载：“夏，公如齐观社。”庄公被指非礼，《谷梁传》：“以为是尸女也”。所谓“尸女”，即女子玉体横陈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