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

——读《诗·语言·思》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之夜将达夜半”，“神性丧失”，因而“此在即烦”。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这就是诗。诗人是人类的良心，诗人是一种本真生存方式，写诗的人不等于诗人，文学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无数的非本真写诗，而诗是对于不可言说的言说。诗作为艺术的本性，一切艺术在本质上都是诗：艺术在根本上出于人之诗性；诗化活动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基础；每一种艺术都是特殊的诗化；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诗歌”不能等同于“诗化”。诗与思是统一的整体：思是对存在的反思；思是诗的原初方式；思即回忆之诗；“所有进入诗境的诗人的诗都是还乡的”，还乡是向原初状态的回归。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艺术是“诗”，诗绝非俗常所谓的浪漫诗化活动，而是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或存在之真的事件。纵观海德格尔的零碎述说，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下三大要点。

首先，诗以语词确立存在。

海德格尔说人们通常将语言的本质误解为人用来表达主观意图的符号工具，因而也认为诗的本质是表现自我，这种误解只触及到语言本质的派生性功能而未揭示语言的本质。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功能是存在确认自身的方式，或者说是意义发生的方式。“存在”（sein）本身指的就是一种语言表达关系。存在作为存在乃是在语言表达关系中确立起来的，存在之可能必赖于语言。而语言与存在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语言的发生乃是出于一种“存在的天命”，我们可以将这种“天命”理解为意义发生的必然。在根本意义上，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言说并非人的言说，即那种表达人的主观意图的言说；而是存在自身的言说，即意义化活动实现自身的方式。我们在语言中存在着，没有了语言我们什么都不是。

把握了语言的本质就不难理解诗的本质了，因为海德格尔看来，诗不是随便什么语言，而是本质性的语言，作为本质性的语言，本真的诗乃是存在以语词确立自身的方式，简单地说，本真的诗就是展开原初意义化活动的语言言说。

在我国古代，“亡国之音哀以思”，每当国破家亡，处处生靡靡之音，诗人多作感伤之诗。在这里，国破家亡就是一种“存在的天命”，这里诗的语言已不是诗人所能决定的，而是意义所在决定的必须写悲歌。在终极意义上看，不是诗人写诗，而是存在在写诗。

其次，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

诗作为存在借语词确立自身的活动具有一种始源性或原初性，表现为存在的“原初命名”和万物本质的“原初命名”，海德格尔将其称为“给予”、“奠基”和“开端”。

这种命名不遵从任任何世俗的尺度，而以神性的尺度和人民的意愿为标准。为此，借原初的命名以神性的尺度来度量一切恰恰是诗的本质，因此，诗在本质上是超越的、原初的。作为原初而超越的诗性命名是一种历史性的“奠基”。海德格尔说：“当诸神得到一个根本的命名，当万物被命名而首次彰显出来，人的生存便被带入一种确定的关系，获得一个基础。”历史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开端”。在给予、奠基和开端的意义上的原初命名也就是要给万物以最初的度量，因此，诗性言说必得有一个内在的神性尺度，而这神性的尺度是诗人在对存在的聆听中采纳的。

对于无神论的我们来说，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性尺度应该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积累而形成的无形的社会思想敬畏和语言超拔。诗就是超凡脱俗。

再次，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中心是“此在”问题，即“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世界作为人生存论上的必然环节成为他分析的核心。后期海德格尔不再孤立地谈“在世界中生存”，而是联系着“大地”来谈什么样的世界性生存才是正当的。正是此转向是海德格尔对生存的思考与诗性联系在一起。

海德格尔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史上至少有两种绝然不同的世界：技术世界和艺术世界。前者是在摧毁大地的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后者则是看护大地与大地共在的世界。他的忧虑在于，居于世界大厦中的人早已忘了这幢大厦立于其上的自然大地正遭到根本的破坏。

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解释“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很显然，“诗意地栖居”对立于“技术地栖居”，这两者的分野在于对神和万物的态度，意味着以与技术的栖居全然不同的眼光和态度生存，与自然万物共在，自然大地才是他的真正的家园；“栖居”与“定居”对立，意味着人存在的短暂性，更应诗意地享受生活。

由此可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绝不是一种浪漫诗化栖居，而是一种与技术性栖居艰难抗争的本真栖居。于是，“诗”作为一种本真生存的标志在海德格尔的诗之思中重新恢复了它应用的沉重。

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思想，其实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提出来了。老子所构筑那种质朴温馨、纯真自然、安闲自适的社会生活图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们的心灵也空洞化的今天，正是人们对诗意地栖居、生活的期待。而庄子则是把诗意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无待逍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心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