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之研究

——一个文化哲学范畴

回到老家东北的土地上，到处都可以接触到有关萨满的文化信息。在吉林市和九台市设萨满文化博物馆，后者还被称为“萨满之乡”。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得到的回答是这种文化活动已经式微，原因是涉及“迷信”。这真让我哭笑不得。萨满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存，它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也是各种精神现象发生的文化母题。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其实仅得其皮毛并没有能够真正登堂入室。我检索了一些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著作，诸如乌丙安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郭淑云著《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姜小莉著《清代满族萨满教研究》、王宏刚著《大漠神韵：神秘的北方萨满文化》、富育光著《萨满论》等，总的感觉是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形上境界有待提升。他们大都局限在中国北方的地域范围，且都落脚在满族民俗这一狭窄的话题论域内。许多学者认为所谓萨满是以西伯利亚为中心、以东北亚和中亚为半径的一个文化圈，这是明显的错误判断。萨满的英文Shamanism源自北美印第安人，我曾在美国旅行时参观过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印第安文化博物馆，那里所展示的文化场景与我们的跳神、社火其实并无二致；而在南加州接触到的墨西哥人的文化遗存同样如此。可以肯定这种萨满活动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亚洲北方。通古斯语萨满(Saman)旧译为“兴奋狂舞者”，我以为其实也可以译为“无所不知者”或“全知者”，因为这些萨满的行为本质上是充当“神人之媒”，在神与人之间传递消息。而这种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文化智慧是一种巫学智慧。相传伏羲始作八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传》）这种仰观俯察采撷兆象的行为可证伏羲乃为远古时代的巫者。有关资料也证明夏禹同样是一位大巫。扬雄《法言·重黎篇》载：“巫步多禹”。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而行跛也，而巫俗多效禹步”。《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巫咸、巫即、巫盼……十巫，从此升降”。《说文》谓：“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从《说文》中有关金文、甲骨文和小篆体的字形可知，在上古时代，巫、无、舞这三字本为一字，一字而三义：就巫术施行主体而言是巫，就巫术操作方式而言是舞，就巫术本质特征而言是无，也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或道。古代巫师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擅长于“舞”。《尚书·伊训篇》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有疏云：“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周礼·春官宗伯》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汉书·礼乐志》记载：“《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于上帝，以配祖考’。 昔黄帝作咸池，……禹作夏”。“夏”又称“大夏”。《路史发挥·论史不记少昊》记载：“舜歌九渊以美禹功，禹因之为大夏”。大夏不仅是一种乐，亦是一种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之’？”《周礼·大司乐》亦载：“舞大夏以祭山川”。既能“祭山川”，可见这是一种地道的巫舞，“大夏”即夏代的降神之舞。大禹既有“禹步”，又有“大夏”，其作为大巫的身份应该无可争议。可知这种以舞降神的巫事活动也并非北方萨满的专利。如果再联想到三国诸葛亮七星坛祭风作法，以及湖南湘西的“赶鬼”和广州西关巷子里的“石敢当”驱邪，这种源远之流长就不遑多论了。

鲁迅曾经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这里说的道教，应该不是东汉以后的道教，而是原始巫教。尽管后来的道士们也喜欢“装神弄鬼”，但此巫非彼巫也。困难不在于理解萨满活动的普遍性，而是如何把它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因此，我们需要打开文化眼界。我检索了若干世界文化名，著包括：维柯的《新科学》、泰勒的《原始文化》、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弗雷泽的《金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以及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等。我比较欣赏维柯《新科学》中提出的“诗性智慧”理论，在维柯看来，原始人与婴儿都是天生的诗人，这是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就把人类文化提升到了文化哲学的境界；其次，原始文化内涵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万物有灵”，这是原始萨满包括历代巫师精神信仰的前提，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创立了万物有灵论”，认为原始人的灵魂是独立与身体的客观存在，相应地，一切自然万物也都是有灵魂的存在，这是人类最早的超自然崇拜；随着人类巫学智慧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从巫到圣的转化，即如大禹早已成为文化上的圣人。伏羲八卦的仰观俯察以通神明之德，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参破天机与神周旋而已。当他们神机妙算达成目标，自我感觉一定不错吧。这是人的自我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