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徒手的两本书

从2011年到2013年，陈徒手先生接连出版了两本书：《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以后中国文坛纪实》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这是两本非常扎实的思想史记录，让人不得不陷入良久的沉思。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知识分子的命运，那是一种人格的屈辱和人性的悲歌。这个所谓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说到底就是迫使他们放弃尊严自取其辱。我的手头有一本《天涯》杂志2013年5期的刊物，上面登载了一篇千古奇文：《马寅初 等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检讨书一束（1951—1952）》，其中有马寅初、朱光潜、丰子恺、陆侃如、陈垣等五位先生分别写于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检讨书”，读着他们言不由衷的自我批判，我的心在流血，这是怎样沉痛的自我羞辱啊！陈徒手在书中探寻知识分子的坎坷心路，他认为知识分子放弃原本的思想，一是被胁迫，二是被迷惑，三是为恐惧所吓阻。他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被说服后顺潮流的过程，看出思想改造强大的震慑力和相当的机巧能力。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被认为“积极靠拢”。俞本人都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不容易，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贺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的学术根由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黑格尔学说被逐步剥离，日积月累，从学术意义上说几近废人。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所以他后来在思想上的积极迎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保命哲学。

《故国人民有所思》写到了十一位北京高校教授的遭遇，具体翔实地写到这种斗争的压迫感，能给读者了解当时的斗争景观提供较大帮助。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转变是最为典型的一例，他是缓慢的、被动地卷入哲学斗争的战场。细观那些年北大哲学系的大小会议纪录，很少见到冯友兰激动批评人、谩骂的言语，他只是在落魄、无援的境地中一遍遍在哲学语词中咀嚼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面对不容置疑的新时代思想体系，他碰壁多次之后也在慢慢接纳，机巧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血液里。其中《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为压抑的一篇文字。这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纠结，知识分子放弃思想的结局之一就是不要自尊、痛责自己、污损群体，这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难于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脱精神上的重负。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写到教授们的这种内心折磨，他们接受新观念往往要有更多的波折和磨难。但是陈徒手还是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不易。他这样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北大一些年轻人，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忌；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训；傅鹰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既陌生又熟悉的词汇，对当年以及对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单纯指责知识分子的操守是不公平的。

陈徒手通过大量官方的、未公开的原始档案材料和历史当事人口述的挖掘、披露和分析，将“内部文献”与“外部文献”互相参证，呈露出历史冰山下隐藏的部分，带我们走进了风诡云谲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呈现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情感，为历史的重塑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也为知识分子研究和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贡献。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将历史场域里局部性的个人经验互相连贯，立体、复杂、多面地呈现出整体性的历史景象和公共记忆，既对历史情境有创造性的解释，又能将现实情怀投射在历史的研究之中。陈徒手所做的工作，是对遗忘的抵抗，是对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公共记忆的打捞和历史经验的见证。不仅如此，压在纸背的，是他积极寻找反思历史、改变现状的“文化酵母”的努力。正如他在《<</span>人有病 天知否>初版后记》中所说的：“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那将是民族、国家的福音，是我们和女儿这一代人的幸事。”也许我们需要理解历史中的人物。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