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形上之思

三教合流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潮，已被历代思想家所一致认同。而三教合流的共同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的答案是：道家及其形上之道。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非常清晰地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基本格局。从汉代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是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但是董仲舒本人其实就是最大的文化调和论者，正是从他开始，原始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学说已经被汉代流行的黄老学说渗透并改造一新，而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则是两次更大规模的文化改造运动，其文化思路的基本线索仍是援道入儒，其表现方式或者是儒家的传人借道说儒，或者是道家的学者以道解儒，改造的结果就是正统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舞台中心的淡出。佛教禅宗在三教合流基本格局中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形态在其本土化的进程中更加自觉地融进了儒道文化之中，尤其是较多地吸收了庄玄学说的精髓，李泽厚先生干脆并称之为“庄禅境界”（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漫述庄禅》）。明代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则更具体地提出了三教调和的理论：“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则一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三十九）。

有三位学者的观点值得重视。徐复观先生从美学上推崇道家作为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他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亦即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地，形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地艺术精神；这一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他把“道”作为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和最高艺术精神的体现，这就为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展开确立了一个根本的逻辑起点。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第一章“老子的美学”第一节“中国美学史从哪儿开始”，开宗明义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叶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史（以至中国哲学史）不应该从孔子开始，而应该从老子开始。他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先从历史顺序看。孔子并不是最早的哲学家。老子要早于孔子。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应该从老子开始。” “再从理论本身看。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特点，影响极大。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系列独特的理论，都发源于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 王振复先生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察与判断。王先生指出，“与孔子（前551-前479）相比，老子年长。老子是中国道家的创始人。其哲学上的伟大思想建树，足以使他成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不是美学家，但老子哲学具有葱郁而深邃的美学意蕴，值得深入研究。”因而王先生也是把老子列在孔子之前的。

从历史上看，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之所以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就因为首先提出了本体（本原）意义上的根本问题。当传统儒家的文化头脑，大致上一直纠缠于以心性、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形下问题时，道家在中国哲学史（尤其先秦哲学史）上的哲学追问，一直没有停止。这个历史地位的奠定是有其道理的。

一 它必须能够提出本体（本原）意义上的根本问题，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生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范畴，从而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来，道家之“道”显然具备了这样的理论品质，关于“道”的讨论与认知几乎纵贯了中国美学史上两千多年的思想历程，无论人们是否认同，他都必须在“道”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在“道”的原点上生发自己的理论判断。

二 它必须能够提出有关人的生命自身的根本问题，也即是说，在“终极”的意义上它应当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切，因为即使是在现代美学的意义上它也应当是对生命的最高阐释，任何与生命无关的东西在美学上都是不值得关注的。道家美学把艺术鉴赏转化为艺术人生，对于热衷道德思辩的理论美学不感兴趣，而专注于人生的诗化与艺术化，正是原道使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理论美学冲动，而是走向纯美学消解，人生的诗化。

三 它必须具有理论的超越性与包容性，在逻辑上为非主干的一方提供最终的解释与归宿，而不是相反。从儒道两家学说的理论影响力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道家包容了儒家，而不是儒家包容了道家。真正深刻的理论总是包容的，不是绝对排斥和否定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道家的理论旗帜常常被儒家拿去张扬，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家的人生境界常常被儒家欣赏和认同，如孔子的“吾与点也”；道家的理论精髓常常被儒家学说在隐性的层次上吸收，如所谓的“外儒内道”和宋明理学时期的“朱子道、陆子禅”，而所谓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也正是在最终的意义上由道家提供了生存超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