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隐 吏隐 中隐

——皇权体制内的不合作

有关历史上的“朝隐”“吏隐”的评说，一直都是见仁见智。我以为，这个问题其实涉及的是对于“隐士”本质内涵的界定。隐士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古代的“士”为什么要“隐”？姜太公是隐士吗？本文的副标题是“皇权体制内的不合作”，这其实也是我对隐士内涵的界定。按照这个定义，姜太公就不能算是隐士，虽然他也钓鱼，但与后来的“渔隐”不是一回事。根本原因在于，那时还没有“皇权”，没有皇权就没有专制，所以那时的“士”是不需要“隐”的，姜子牙只要用钓鱼这种方法把自己炒作一番，他的目的就达成了。因此他那不叫“隐”，只是自我炒作而已。根据冯天瑜先生的研究和学术界的共识，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尚处于“封建制”阶段，“封建”的本义就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这是一个贵族民主制的时期，“士”的上升通道还很通畅。到了“东周”时期开始礼崩乐坏，霸主横行。直到战国末期秦始皇一统天下，由此产生了皇权。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很多人把这看做是历史的进步，其实未必。最要害的问题是地方官员的设置由分权走向了集权，“朕即天下”“朕即国家”，权力尽归于朕。天下文人的仕途进路如履薄冰，这时才出现了隐士阶层。其中“朝隐”和“吏隐”属于比较聪明的一类。不合作，不抗拒；不求高尚之名，只求人生之乐。不过我们必须说，他们确是真隐士，他们是以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的态度跟专制皇权打太极。比起那些专走终南捷径、待价而沽的假隐士要坦诚得多。

“大隐隐于朝”，那些真正的高士，还真是都被朝廷养起来了。有诗为证：

东方朔《据地歌》：

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是一个避世于朝的大隐士。

欧阳修《寄题洛阳致政张少卿静居堂》：

洛人皆种花，花发有时阑。君家独种玉，种玉产琅玕。
子弟守家法，名声耸朝端。岁时归拜庆，闾里亦相欢。
西台有道气，自少服灵丸。春酒养眉寿，童颜如渥丹。
清谈不倦客，妙思喜挥翰。壮也已吏隐，兴余方挂冠。
临风想高谊，怀禄愧盘桓。

这是一个享受“吏隐”的“醉翁”之乐的自白。

白居易《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还真是一个“乐天派”，苦中取乐，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