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录》第一辑，就要面世了。这是青年学人陈夏红先生所倡导和主持的一项新的学术事业，也是夏红奉献于法大师生乃至整个法律学界与实务界的一份学术厚礼。对于这种说干就干、并且竭力干好的实干精神，我不仅是赞赏的，而且也是非常钦佩的。 

按照夏红的设想，《学术访谈录》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文化建设项目。该《访谈录》以法大名师为主体、由学子参与而成。从第一辑的情况看，既有法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如张晋藩教授、应松年教授），也有如日中天的学界中坚（如舒国滢教授、张树义教授、丛日云教授、蔡定剑教授、卞建林教授、柳经纬教授），也有虎虎有生气的青年才俊（如施正文副教授）。可以说，这是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学术肖像画。在学生的提问、教师的回应及其相互的交流乃至论辩中，我们所体味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滋养、学术的熏陶，而且还有处世为人的导引。 

比如，从访谈中，可以感受到学术之为学术、法学之为法学的堂奥。法理学家舒国滢教授对“法学知识共同体”的忧心忡忡，不能不令人警醒：“我们虽然有法学之名、却无法学之实。换言之，我们现在的法学在主流上还不是‘法学内的法学’，反而可能是‘法学外的法学’！”因此，国滢关心如何激活法学家的内省意识、使命感和职业共同体观念，并提出：“中国法学转向应当司法定向的法学，应当说是法学知识生产的新的增长点，是‘法学之内的法学’逐渐成熟、走向自治的机遇，是法学家职业共同体和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的一个努力方向。”民法学家柳经纬教授一言以蔽之曰：“研习法律，如和尚念经，我们大家一起把这本经念好。这样，法学教育有希望，国家的法治也有希望。念好法律经，不只是学知识，还得悟道，还要实践，三者都很重要。” 

再比如，透过访谈，我们还能领悟到学问之路的艰辛、耕耘后的创获以及学术的前景与胜景。法史泰斗张晋藩教授总结其大半生的治学经验说：一是自强不息，治学就是滴水穿石，就讲功夫，不可能一步登天。二是谦虚谨慎，在研究过程中自我修正，千万不能认为自己在哪个问题上就到顶了。“治学就要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为做学问，这一辈子再怎么清苦，我心甘情愿。生活上可能清贫，但思想很富有。虽然没有那么多钱，但著作可以嘉惠后人。……如果你的目标是当学者，就要这么做，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有韧性，不能一曝十寒。”小学刚毕业即离开北京城而去了遥远的边疆的行政法专家张树义教授的现身说法是：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无奈，你可能面对很多情况，但你不能选择，但对于你能选择的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走好。只有这样，你才能争取到更多的选择权利。”一向淡泊名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专家丛日云教授，之所以选择政治学，就是因为“对国家、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感。国家和社会发生什么大事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真正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如果把我人生的苦恼与欢乐计算一下，大约一半以上是为了国家和社会，也许有一部分为了人类，其余那不到一半才是因为个人的际遇。”如此书生论语，恐怕只能出自日云兄这样的纯粹的学者之口。 

我本人虽然添列法学院教授之末席，但除了对物业法略知一二外，全然是一个法学的外行。对于《访谈录》中各位行家的妙论新说，我自然不便也不敢胡乱点评。不过对于宪法学家蔡定剑教授的所谓的“中国并不缺少华盛顿……孙中山甚至超过华盛顿”的见解，我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如果我抬杠的话，假如中国真的“并不缺少华盛顿”的话，请问我们“苦命的中国”（李慎之先生语）还会如此多灾多难、瞎折腾吗？ 

法大不大。论校园面积，哪怕两个校区叠加，大概也是京城的大学中最小的袖珍式大学。论师资人数，即使不是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中最少的，大约也是师资最少的大学之一。论大楼，在全国的名牌学府中应该也是最破的。甚至连苍天的大树，也屈指可数，乏善可陈。然而，法大还有大师、名家、青年才俊，更有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勤学善思的莘莘学子。正是他们，不仅造就了法大的辉煌历史，而且正在开创美好的未来。因此，抱怨归抱怨，那是“恨铁不成钢”的真实心境。批评归批评，那是“怒其不争”、“舍我其谁”的宣示。对于法大和法大的未来，我们仍然抱持美好的企盼、憧憬。读一读《学术访谈录》，我愈发坚信这一点。 

在夏红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我期望并且相信《学术访谈录》能够成为法大的一个新学术品牌。 

2007年5月6日 
于京北富泉寒舍 

（本文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


法大学术网（www.fadaxueshu.com）转发 2007年7月31日